◎周兴维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有人就想：丁玲一定是被逼的。但后来的事实表明，她真就是这么感觉、这么认为的。

　　郭沫若在 “十年动乱”期间出过一本《李白与杜甫》。这本郭老一生最后的文学评论专著，结果是毁了他一世声名。面对文化大革命红潮，郭老曾宣称自己以往的所有作品都只配付之一炬。读过《天上的街市》、《棠棣之花》、《甲申三百年祭》……的人如我辈者，岂能不大跌眼镜？

　　有人又想：郭老也一定是被逼的。但事实是，他也真就是这么感觉、这么认为的。

　　何以至此？说白了，也就那末回事：求生的本能、自保的意识。

　　重压之下无反弹，还说重压舒坦，甚至舒坦得很；扭曲之下无反转，反说扭曲舒张，甚至舒张得很。由此，我们似乎也可观察到此间人（哪怕是名人、伟人）的复杂性、两面性———其实岂止此间人，外间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1973年8月23日，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突然闯进两个全副武装的劫匪，一边狂扫乱射一边高喊Party（晚会）开始了。几位女职员被劫匪关到地下室。6天后，警察终于靠近了她们，但这几位女职员却拒绝营救，还声言警方可能加害于她们。为什么？几天后，随着人质的获救，原因也弄清了：

　　在这段时间里，劫匪除了威胁她们外，还让她们深信：她们随时都可能被枪毙。但在这种最极端的情形下，劫匪并没有伤害她们，也没开枪，还给她们水和食物，结果令这些女职员心存感激，以致反而担心起外界的营救会坏事。所以她们被营救出来后，人们根本听不到她们对劫匪的控诉，相反的，一位女士说：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是坏人，我已经和其中一个订了婚。还有一位女士忙着在国际间筹款，为一个劫匪建立辩护基金。被劫持者居然认同劫持者，还为劫持者鸣冤叫屈、提供帮助，一时间令全世界舆论瞠目结舌。之后，一种被确认了的社会心理疾患就被称作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是人的求生欲和自保意识在生命受到极端威胁时的一种本能反应。问题在于，一般人都有求生欲和自保意识，但却未必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就是说，一个人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症，还需一定的条件：

　　第一，有某种力量能使你切实感受到一种无可逃避的恐怖和紧张，你的身家性命随时都可倾覆；而在何时何处倾覆，或者是不是一定倾覆，则取决于这个施力的人。

　　第二，这个施力者会施予你各种小恩小惠，特别是在你已经绝望的情况下，让你感恩戴德。

　　第三，他能将你与外界的交流完全隔绝，你所能得到的信息和思想，都是他所能控制、经他挑选后所给予你的，简言之，你被他导向。

　　第四，他会让你随时随刻都感到，除了顺从他、听他摆布、任他宰割，你无处可藏、无路可逃。

　　这四个条件一旦具备，就形成了一个框架，你一旦置身其中，就会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很显然，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必有一个制造者。这个制造者可以是镇关西牛二，也可是一个两个绑匪，当然也可是一个团伙或一个组织，甚至是一架国家机器。同样，作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罹患者，可以是一个两个人，也可是一群人、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整个国家。

　　众口铄金。想当年，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岁月里，每隔几年就必须斗一次；于是，夫妻反目，父子为敌，母女成仇，师生操戈，童叟相欺，老幼互恶，妇孺陌路，同事揭批，邻里告发，上下争宠，忽东悠西……于是，千百万人上亿人几亿人就都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更可怕也更可悲的是由此孳生出来的一种无悔论和母子论———正是在这种天子父母官文化的历史必然性名义下，一次次忤逆人性的大迫害大屠杀大清洗，一桩桩骇人听闻的罪行和暴力，一幕幕肮脏阴暗的交易和欺骗，一场场铁血与电火的洗礼，一出出倒行逆施的指鹿为马和黑色闹剧，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周而复始，从而，一天天病入膏肓的冷漠和麻木，最终使方正道德和良知价值在国人心中根本地丧失了地位。

　　如今，公开的普遍的红色恐怖消褪了，在市场化大潮的裹挟之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公开的制造者以及普遍的患者也不多了，但这病症并不那么好医治。一则因为此症的隐蔽制造者和局部患者还不少，二则因为心道的传统还在；且两者又都往往处在关乎众生的关键位置，故极易导致局中人反复的创伤、反复的患病，如此一代一代又一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很难康复。

　　所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有这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