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三难命题”有待新解
[□本报记者 苗燕 禹刚] 2006-08-12 00:00

 

  本报记者徐汇摄
  樊纲履新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本报记者 苗燕 禹刚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新任委员人选正式揭晓。现年53岁,有着哈佛教育经历以及知名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樊纲,将接替余永定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的履新,或许能够帮助困扰于货币政策艰难抉择之中的央行,找到一条光明的道路。

  尽管货币政策委员会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但是,樊纲与货币政策委员会其他成员需要解答的并不是一份常规试卷。

  8月9日,央行发布的《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了下阶段的货币政策思路———协调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强流动性控制,控制货币信贷增长,维护总量平衡。

  而这一思路背后,暗藏的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六大风险,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能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大以及通胀压力上升。

  业内人士认为,当前,央行货币政策决策的最大矛盾在于,如果为缓解流动性过剩而采取继续加息的措施,将刺激境外资金流入,从而再次加剧流动性过剩的状况。而若为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而降低货币市场利率,又将导致境内银行收益的进一步收窄和贷款冲动的进一步加大。

  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曾撰文指出,目前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面临着多重目标掣肘,缺乏有效的中间目标,对冲操作难以持久和难以引导市场预期四大难题。他指出,中国货币当局面临“紧缩货币”,“提高银行盈利性”和“维持汇率稳定”三难处境。

  按照蒙代尔的不可能三角原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固定汇率制三大政策在开放经济下不可能同时实现,政府只能做出三选二的政策搭配。

  如何更好的发挥自身优势,将学术研究成果与实践结合起来,对货币政策的决策咨询提供建设性的建议,是下一步摆在樊纲面前的重大课题。

  简历·观点

  樊纲,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同时兼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

  1990年代初期,樊纲与其他学者一起,就转轨时期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做了系统的探讨。与此同时,樊纲还是最受国际关注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从上世纪的1994年起,樊纲多次受邀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等一系列著名的国际经济研讨会,从那时起,他就成为闪现在国际著名经济研讨会上为数极少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

  此前,樊纲公开表示,中国应该对人民币的汇率进行某种升值,但升值的幅度不能太大。但他不赞成人民币自由汇兑,也不赞成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业内评价

  国内知名经济学家、樊纲曾经的同事贺力平:樊纲的特点是长期对中国宏观经济有比较深和系统的研究。无论在经济理论,还是转轨时期中国的特点方面都有深入的研究,他对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的把握也比较系统。

  渣打银行资深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这是个非常好的消息”,“樊纲对全球经济、金融市场等复杂问题有着清晰的理解。”

  中国经济运行遇到的挑战日益升高,决策层需要樊纲这样的学者能给出独立、有见解的建议。

  在汇率问题上,樊纲认为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是中国的最佳选择,“他反对人民币快速升值,也不认为国际失衡问题完全由中国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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