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珑铭

　　从8月21日起，国家版权局就向卡拉OK厅收取版权使用费标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公示，以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公示的收费标准为每天每间卡拉OK包房收取12元人民币。这意味着，正式向卡拉OK厅收取版权使用费已为期不远，同时，也意味着，文化部与国家版权局的收费之争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KTV缴纳版权使用费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两个部委不加以协调，各自为政，争抢收费权，让人无所适从，并给市场带来了负面影响。据 《北京日报》报道，坊间关于“KTV要涨价”的传言已经在本月中旬变成了现实：北京钱柜所有包厢价格平均涨幅达到50%左右，钱柜也由此成为“版权使用费”事件以来北京第一家涨价的KTV企业。业内人士分析，钱柜作为业内龙头，它的一举一动始终受到同行的关注，此番涨价有可能带动一批小型KTV的价格跟涨。

　　对于一项事关公共利益的收费，两部委不主动协调，而是各自推行自己的收费方案，等于是将公共利益放在了部门利益之后。这种“价值”取向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倘若两部委拒不妥协，坚持己见，各收各的，企业谁也不敢得罪，只能乖乖地拿钱，这不仅可能偏离维护版权所有者权益的初衷，也将加大KTV企业的经营成本，而KTV企业惟一的选择就是通过涨价向公众转嫁成本，导致公共利益受损。

　　政府的重要职能是服务而不是以一个利益主体的身份，凭借手中的权力参与利益分配。这暴露出我国部门权力设计上一些弊端：其一，权力与利益相结合，导致权力运行严重走样，甚至管理、执法以收费为目的，围绕收费展开。其二，部门权力范围划分不明，存在重叠、交叉，导致有好处的领域争着管，没有油水的领域无人问津。其三，有关部门自己直接参与收费后的利益分配，且最终所得与其收费多寡成正比，加剧了有关部门凭借权力攫取部门利益的动力。

　　实际上，不仅在KTV版权使用费上，在其他领域，也多次出现部门之间争夺收费权（常表现为执法权的争夺）的情况，如果听任有关部门借助权力之手介入市场，将导致多方面的弊端。首先，这种做法很可能对市场产生严重的干扰作用。权力部门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只要是以利益为目的的，就必然损及市场经济秩序和法治秩序。其二，权力部门过多地参与利益争夺，将影响其固有职责的发挥，增加纳税人享受相关服务的成本。其三，凭借权力牟利，不符合依法行政的执政理念，为腐败和权力寻租创造了条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众对有关部门的要求越来越高，即使有关部门全力以赴，也未必能够完全满足这种需求，倘若有关部门分心去“创收”，结果可想而知。

　　行政权力和利益相分离、执法与收费相分离，是现代国家和政府的一个基本原则。要解决部门利益争夺的顽疾，就必须规范权力的运行，将部门权力与利益彻底剥离。比如，将部门的收费权悉数收回，有关部门只有管理、执法的权力而没有收费的权力，就能釜底抽薪，有效化解部门收费的欲望。倘若这种做法暂时还比较困难，可以考虑让有关部门将所收的费用全额上缴财政，财政拨付资金的时候，并不考虑部门此前收费的多寡，将有关部门从利益的纠缠中彻底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