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于兵兵

　　走在徐州、南充等地的街头，宽敞的街道、林立的高楼都让人感受着这些新兴城市的发展与朝气。

　　在刚刚建成的市中心下沉式休闲广场，徐州的房地产业内人士介绍，“十五”以来，由房地产开发带来的土地收益和基础设施配套费已成为徐州政府投入城市建设的主要来源之一。在不少政府看来，正因为有大量的土地收益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才有了日益改善的城市面貌。“向房地产市场要资金”成了一些地方政 府具有现代城市经营理念的标志之一。

　　房价虽然涨了，但是市民有新房住了，政府也有钱了，可以办更多的事。房价上涨看起来是多么“一举两得又利国利民”。但是多少市民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一切都要以老百姓未来多年的房贷压力为代价，也要以整个社会其他类消费的长期低迷为代价。

　　“房贷负担过重会引来消费畸形，而房地产业实际上是个‘窝里富’的行业，土地的价格升来升去还是这块地，国民经济并未因此产生新的产品和价值。”一位开发商这样评价。

　　面对短期与长期的利益平衡，究竟应该由谁来完成使命，是开发商还是炒房人还是地方政府？答案显然要把主动权交给以社会利益协调为责任的公共服务机构，也就是我们的政府。

　　然而，就在中央政府下定决心扭转产业偏执的同时，却遇到了地方政府更强的隐性抵制。比如闲置土地的清理。有专家评价，实现有效的土地调控其实很简单，只要地方政府加大土地收回力度，即不违反保护耕地要求，又在手中掌握足够的可调配土地资源。“哪个开发商擅自抬价，就可以适时推出新的供给，谁还敢抬？”但就算是这样的政策，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商相护”的背景下，特别是一些中小城市，显得寸步难行。

　　“归根到底，这又是领导责任制、业绩考核制等多种行政体制的结果。”专家表示。一个生产豆奶的企业，十年纳税4000万元，进入房地产开发行业后，两年纳税7000万元———这样的转型“标兵”得到了表扬。而一幅地卖几个亿，哪个政府不愿意做这种短期见利又彰显政绩的好事？再招来大型外地房地产开发商，招商指标和GDP指标同步完成，又何乐而不为？

　　在如此巨大的源动力面前，仅仅加税、加息，自上而下的严控土地，而深层体制不变。我们担心，一些地方政府长久依赖的“卖地收税”，保护开发商的地方执政理念仍难有大的改变。

　　治标还是治本？这将是楼市调控的存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