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 　　（美）丹尼尔 .B.克莱因 著 　　艾佳慧 译 　　法律出版社 　　2006年6月出版

　　这十几年来，经济学家受宠的程度是其他任何专业的学者都无法企及的。大凡在圈内有些名气的均被媒体尊请出来呼风唤雨。搭上媒体容易出名，这种机会谁都不会错过。听说北京就有少壮派经济学家辞去学术职务，一心一意干媒体学者去了。

　　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后发的，如果不是追求一种更深入甚至是原创的学问，而只是向国人译介和分析什么是“正宗”的市场经济，那眼下的学者都做得很出色。市场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革，经济学家们功不可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有一套名叫“走向市场经济”的丛书，给我不小冲击。这套书告诉读者什么是产权，主张在国企改革中明晰产权，读起来让人热血沸腾。相比单纯的哲学和政治思想，根植在经济学中的新思想让人看得见摸得着，更让人明白公众的福祉所在，也就更具有说服力了。因此，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经济学家们的贡献的确很大。

　　但近几年风向有些变化。不久前的“顾郎之争”让主流经济学家们集体丢脸。令人不解的是，有些学者居然用人身攻击去回应郎咸平的挑战。这次风波也让人们看到了社会风向———这么多年的不彻底的市场化改革淤积了不少社会问题，也在人群中淤积了不少的情绪。

　　许多经济学家声称他们从事的是科学工作，价值中立，因此毋须理会外界的道德评价。是的，经济学可以成为一门严格的科学。它可以有假设、模型，然后通过大量的数据和经验去验证上述两者，验证可靠后，再假设相关条件去预测未来的事件。这里没有价值命题，技巧而已。这是严格模仿自然科学建立起来的学术范式。这种学问取向一直以来都被人诟病。《经济学家贡献了什么》这本小册子收录了十位经济学家的反思本专业的文章，无一不在反对过分形式主义的经济学。的确，学界耗费大量的精力去掌握最尖端的数学和计量工具，而获得的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恐怕并不比一位善于观察、勤于思考的学者多。一个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朋友道出了原委：现在的范式是经济学的通用语言，是学者之间对话的基础，也是学界评价学术成就的依据。不掌握这门语言，就无法进入圈子。道理就是这么简单，经济学界向普通人关门了，没有严格的范式训练，谁都别想看懂他们的论文。

　　回过头来，经济学可以不谈道德，经济学家也可以不谈道德吗？试想当年海森堡如果为纳粹德国成功制造了原子弹，那他就会成为千古罪人。核科学本身无善恶之分，但掌握这门知识的科学家如何把它运用于人类，的确不折不扣是个道德问题。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更是如此。

　　如今的中国社会利益分化程度很高，而且有意识无意识地形成了利益群。他们争夺公共资源，朝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制订规则。这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是很普遍的现象。毛泽东是说知识分子不成为一个独立阶级，必须依附于某个阶级才能生存。今天的有些学者的行为恐怕要应验这个判断了。眼下正如火如荼的房价大论战是块试金石，有些经济学者就充当了特定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学术既然是 “公器”，自然应该以公允之心去操持，奈何以一己之私成就他人的大私，而害大公呢？并非说凡是维护特定利益的立场都是自私的———今天维护百姓居住权的立场是公允的，明天维护开发商的利益可能也是公允的。境遇不同，大公的内容也会变化。想管社会闲事的经济学家们，道德的这门功夫难道就不需要修炼吗？

　　书中那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鸡蛋委员会的案例很有趣。看似一个让鸡蛋业者和消费者皆大欢喜的联盟，却在两位经济学家文章的影响下变得麻烦重重。张五常当年也写过文章批评香港的房租管制政策。这些措施尽管其出发点是为公众福祉，但其负面影响往往被人忽视。经济学家确实能运用自己的知识为人们拨开迷雾，让大家知道，为了达到某种目的，什么样的路径才是最可靠的。这需要超越常识的认识。

　　在出处问题上，先贤有出处之义。我主张既出又处。出世是为了潜心研究真学问，然后用理论的语言将它描述出来。但是出不可出得不食人间烟火，不知道从现实世界获取经验，甚至不知道自己所要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现实世界，而自个儿躲在逻辑世界里自娱自乐。而处又不能失却出的立场，不可心萌私意而害公意。其实把握处的程度比出更难。有知识的人更应该遵道而行，他们能作大贡献，也能制造大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