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专家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各方解读不同，迄今尚未形成规范约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制度创新 “先试先行”。有了这一条，即使一分钱不给，一个项目没有，一条财税优惠政策没有，也没关系。只要发扬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发挥创意、创造、创新的革命性功能，上海就有可能实现新一轮的跨越式发展。

　　上海在第一时间向国务院提出了申报，国家发改委调研小组专程赴浦东考察，充分肯定了浦东新区提出的“六个化”（经济运行市场化、商务环境国际化、功能开发区域化、增长方式集约化、公共事务社会化、政府管理法治化）改革思路。数月后，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批准同意。上海浦东又一次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树立起了更高的目标追求。

　　随后，上海迅速制定了“总体方案”和“三年行动计划”。根据我的理解，其中最为核心的是，力图在三个关键层面“着力”突破，进而实现综合性的制度创新。

　　第一个是政府管理层面。上海的发展是典型的政府推动型模式，短期效率很高，但以长期活力为成本。同时，错位、越位、不到位问题，惯性、惰性、依赖性问题，都很明显。如何根据“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功能定位，自我革命，塑造一个体现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理念的现代政府运作系统，是首要问题。

　　具体地讲，则有分清职能、理顺关系、规范行为、健全体系等内容，要求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强化政府核心职能，退出不必要干预；争取条块互补，职能协调，功能整合；追求科学决策，依法行政，有效运作，建设符合经济全球化、竞争国际化要求的经济运行规则体系。

　　第二个是经济运行层面。上海的战略目标是建成国际大都市，城市功能的主体是服务功能，因而也就有了国际经济、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的自我定位。服务功能的产业载体是现代服务业，但至今上海不仅制造业仍占半壁江山，而且国际竞争力也不很强。结构要调整，产业要升级，突破口是金融、科技：完善要素市场体系，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发展先进制造业。

　　第三个是社会发展层面。尽管上海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展也很快，但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中心城区与边远郊县的人均GDP落差达到8∶1，因此需要协调发展。同时，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缓解和根除，也需要我们在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作出新的调整。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金融创新是“第一炮”：央行上海总部挂牌后，银监会批准上海国利货币经纪公司开业，证监会促进上海金融衍生品期货交易所筹建，保监会推动保险资金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中低价商品房建设领域，国家外汇管理局推出跨国公司外汇资金管理“九条措施”。目前浦东金融机构已达375家，其中外资金融机构192家。

　　张江高科技园区成为科技改革的“排头兵”：科技部将之列为国家火炬创新园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在此建设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浦东率先开展知识产权权利质押业务，建立知识产权纠纷调解仲裁庭，开通全球技术产权交易系统，设立浦东技术产权交易中心，筹划200亿元风险投资基金。有了知识产权保护和融资平台支撑，拥有高端技术的世界级企业纷至沓来。

　　今年4月，天津滨海新区成为我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深圳特区也有可能随后跟进，“三驾马车”将启动中国新一轮综合改革，并且通过拉动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促进全国协调发展的格局已经基本明晰。

　　浦东在发展，尽管不声不响，但扎扎实实；浦东在探索，尽管困难重重，但不折不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