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被媒体报道非法用工，台资企业富士康旗下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以名誉侵权为由，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索赔3000万元。被推上被告席的两名记者透露，其资产已从7月13日被冻结。

　　为什么企业的矛头直接指向了记者？这背后其实掩盖着这样一种逻辑：在企业涉嫌违反劳动法，侵犯劳动者权益的过程中，将事实调查清楚、公布于众的常常是记者。阻止了记者，就阻止了舆论监督，相关涉嫌违反劳动法的侵犯行为就可以继续进行。这正是记者屡屡成为“靶子”的根源之一。其中的悲壮和苍凉，或许只有媒体和被侵权的可怜的工人最为清楚。劳动执法部门哪里去了呢？

　　如果劳动部门认真负责，记者根本没有机会被企业推上被告席。有关部门可以凭借法律赋予的执法权展开调查，能够在短时间内找到最有力的证据，而记者和媒体没有这些条件，他们要做这些事情（记者其实是在帮助有关部门尽责），不仅要付出更艰辛的劳动，还要承担未知的风险———3000万元索赔对记者所面对的风险首次进行了明码标价。

　　令人寒心的是，在这一事件中，有关部门始终是缺位的。这种不作为乃至冷血，让记者成了孤独的揭露真相者。在相关黑幕见报后，有关部门依然无动于衷，他们俨然成了伸长脖子瞧热闹的看客，最终将一切压力都推给了记者。

　　3000万元的索赔，展现了资本强大而冷酷的一面，记者的生活保障首先被冻结。被监督的企业实现了预想中的报复攻势的第一步，让记者感到了冰冷的力量。这难道是记者维护正义所应该付出的代价吗？

　　有关富士康虐待职工的事情，早在6月13日，就有英国《星期日邮报》予以披露，称工人工作境遇恶劣。随后，国内媒体迅速跟进。6月15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王佑写的《富士康员工，机器罚你站12小时》的报道，指出，富士康工厂存在的一些触目惊心的非法用工现象。

　　一个企业倘若不存在侵犯职工权益的事情，国内外媒体为何会在调查后得出同样的结论？这种巧合意味着什么？倘若有关部门根据这些线索，迅疾组织调查，不仅能够尽快查清事实真相，帮助劳动者摆脱被欺凌的恶劣环境，维护我国法律的尊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也能促使不良企业在守法的同时，承担起社会责任。相应地，记者和媒体也不必独自承受由于批评性报道所带来的压力。

　　有关部门局外人一般地保持沉默，客观上担当了不法商人的帮凶：一方面，相关企业可以通过“销赃灭迹”的办法来粉饰自己的形象，在法律上陷记者于被动。另一方面，有关部门的缺位，使资本的力量显得更加强大和嚣张，使记者的力量显得更加单薄和弱小。相关企业有充足的时间对记者和媒体展开疯狂报复和打压，以形成寒蝉效应，让所有的记者都由于昂贵的维权成本和巨大的代价，放弃对责任和正义原则的坚守，让不法企业成为逍遥于监督之外、游离于法律之外的资本权贵。

　　这使得本来清晰的逻辑变得混乱：记者的行为，本来是弥补了有关部门因缺位遗留下来的巨大漏洞，帮了有关部门的大忙，却因此陷于困境，而有关部门却成了看客。

　　倘若公民在自己国家被侵权而得不到法律保护，不仅是法律的耻辱，也是公民个人和整个社会的不幸。当地方政府出于利益的考虑，在法律上给相关企业以特权，就必然以损害法律尊严和公民权益为代价。相关企业的特权越大，法律和公民权益受损也越严重。倘若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为了GDP的增长而继续对相关企业作出穿越政策底线乃至法律底线的让步，相关企业侵权行为得以存在的土壤就会变得更加肥沃，而浇灌这种土壤的无疑是劳动者的血汗和泪水。

　　3000万，不仅是对记者发出的一次赤裸裸的胁迫，也是资本力量一次最露骨和彻底的示威。问题是，当不法侵害职工权益的行为蔓延，谁来消除它所导致的社会隐患？当监督的记者为正义付出代价，谁还能成为社会良知的最后坚守者？

　　或许，这才是我们最需要正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