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布雷思文集》 　　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 著 　　沈国华 译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年4月出版

　　□冯维江

　　谈论一个学者的性格，不妨看其朋友之多寡；评判他的思想，则要视其对手之高下。按这个标准，加尔布雷思无疑应被归入拥有重要思想的人群之列，对他“难以苟同”的多非等闲之辈。保罗·萨缪尔森曾声称，加氏根本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而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约瑟夫·施蒂格勒则以讽刺笔调写过一篇“可确知的加尔布雷思在不可确知的时代”。不过，大家的异议也许更能体现出被批评者的份量。毕竟溢美之词总是相似的，批评才各有各的深刻。

　　曲高和寡的权力思考

　　据说经济学家就像黑夜里只会在有光的地方寻找失物的失主，并非因为他们确知失物一定遗落在灯光之下，而仅是因为他们笃信自己只有那盏路灯可以倚仗。加氏则不然，对于正统经济学框架的路灯那如豆的灯光，总忍不住要嘲笑几句。依他之见，新古典经济学也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也罢，对困扰现代社会的经济问题，都束手无策。

　　加氏的狷狂，来自于他经由对经济现实的考量而形成的理论自信。在他看来，经济现实已经背离了竞争市场的传统理论假设，但与他同时代的多数经济学家们却对权力转移的事实视而不见。

　　权力由小企业转向大公司，这意味着市场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市场化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竞争性自营企业有效，但大公司可以凭借手里集中的权力抵消或转嫁不利影响，令政策失效。这项权力变迁还引起了企业权力在所有者和管理者之间的重新分配。大企业的实际权力落入管理者手中，尽管形式上还是所有者拥有权力，但按加氏的说法，这不过是一种无罪的欺骗。董事们由管理层挑选，拿酬金、吃宴请，按照管理层的意愿认可事项，包括管理层自己规定的薪酬———如此格局下，出现股价不断下跌与管理层薪酬持续飚升并存的局面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传统理论认为消费者的需求决定着生产者的供给，企业听命于市场。但在大公司时代，即加氏所说的“丰裕社会”，权力由消费者转向生产者。大公司不仅影响价格，而且通过“现代广告和推销机构”直接创造需求，这种创造需求的行为和被生造出来的需求，其经济效率是很可怀疑的。加氏不无讽刺地说，广告和广告人所代表着的拉动需求的力量，因与传统理论的基本假定冲突而被认为根本不应该存在于现实之中。

　　加氏认定，由于上述两项权力转移，权力的天平最后由市场倒向了计划。市场手段能够解决的问题被紧缩到前所未有的更小范围之中，取而代之的是大公司或者政府的各种计划。按照加尔布雷思的估计，在美国，计划至少替代了原本由市场系统提供之产出的一半。2000家大公司构成的计划系统，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市场指令，而且对价格和消费者行为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更有甚者，私人部门的计划系统还焕发出了利用乃至抗衡国家权力的力量，两种计划之间出现不容忽视的纠葛。

　　加尔布雷思捕捉现实的目光是敏锐的，理论概括也非常准确，然而缺乏兼容或妥协性。权力向计划转移并且不可避免这样的观点，自然与市场乃至美国意识形态无可调和，美国主流经济学界又怎么能见容？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异端，加氏独特的批判性被凸现得尤其鲜明。

　　加尔布雷思中国化？

　　在我看来，用加氏理论来理解中国经济实践，倒能够得出一些颇具启发性的结论。

　　抗衡力量就是一例。在利润导向的社会，一切利益相关者都对丰厚的垄断利润虎视眈眈，彼此相互制约。加氏将制约力量分为两类：来自同业的竞争力量和来自上下游集团的抗衡力量。春秋时期名家先驱邓析的“赎尸悖论”为抗衡力量提供了很巧妙的中国式注脚。据《吕览·离谓篇》记载，郑国一富户家里有人淹死了，一个穷人得到了这具尸体。富家人想赎回，但穷人要价太高，富户向邓析求教。邓析说：“放心吧，他不卖给你还能卖给谁？”穷人见富户迟迟不来买，也向邓析求教。邓析同样说道：“放心吧，他不找你买还能找谁买？”穷人与富户相互具备抗衡力量，因为供需双方都处于垄断地位。抗衡力量的启示在于，为了减轻垄断的供给者的掠夺，除了传统经济学提供的竞争解决思路，还可以整合需求方，形成自身的抗衡力量，通过谈判来瓜分垄断利润。这一思路对于中国以公平价格从国际市场获取有保障的能源和原材料供应非常重要。正应了一句老话，求人莫若求己，寻找新的能源合作伙伴固然紧要，增强管理需求及国际谈判的能力也是当务之急。

　　加氏对公私部门发展不平衡的忧虑也足使我们引以为戒。他用极富感染力的口吻描述一家富足的美国人开着豪华的私家车行驶在坎坷不平、垃圾成堆、臭气熏天的街道上的场景，以此喻示公共部门发展严重滞后于私人部门的恶果。近日大雨滂沱，每每看到奔驰宝马在因为街道排水系统失效而形成的湖泊中挣扎的情景，我都不免想起加氏近半个世纪前的那段描写。更成问题的是，发育不良的公共部门不仅难以为公民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而且容易为某些强大的私人部门所胁迫，任其将小集团利益“加塞”进社会需求之中。例如，穷兵黩武往往并非美国人的意愿，而是在军工联合体的胁迫下，国防过度消费的结果。回头想想国内某些地方大兴土木修建广场花园等政绩工程，不也有假公济私的味道？天下公器，本当天下人共监理。如何让公共部门的发育健全而透明，是考验智慧的长期话题。

　　加氏还提出以“大众消费标准”来衡量国家发展的成效，即通过统计手段找出一国的典型公民，围绕保护和提高典型消费者的生活水平来组织经济发展，让负责征税、计划或其他方式影响经济资源配置的人士把注意力集中到典型消费者身上。全面贯彻该理念似乎已超出了市场为资源配置基础手段所允许的范围，但去掉其中矫枉过正的因子，仍有可资借鉴的一面。例如在房地产行业，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居住类的发展资源向特权阶层过度集中，将消费由奢侈品导向房型、大小、价格都符合大众标准的一般居住品，对当前中国极具现实意义。

　　真佛只说家常话

　　加氏著述，极富文采却又为文平易，故许多篇章流传广远。他的论著，鲜有冰冷的表格、僵硬的曲线，也没有诘屈聱牙的理论推导。通常是三两句家常话直击问题要害，认穴之准，令人击节赞叹。这本《加尔布雷思文集》，收录了他在《美国资本主义》、《丰裕社会》、《新工业国》等著作中的精华篇章。在每篇文章之首，加氏以不无得意的口吻重新审视和介绍着自己的作品，就像年迈的父亲在向大家介绍自己有为的儿子。不过，相信每个读过的人都会赞同，他的那份自得是完全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