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索偿金额降为1元人民币，解除对两名记者的财产冻结，并追加《第一财经日报》为被告，对鸿海集团来说，向依法维权的正确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但是，虽然财产保全将解除，富士康并未对冻结财产给记者所造成的伤害，作出任何表示。

　　这绝非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富士康挥起的3000万元大棒，在弱小的记者面前，完成了一次露骨而彻底的示威秀。资本借助法律漏洞对记者也对整个社会所展示出来的强大而冷酷的力量，依然令人心有余悸。

　　3000万减到1，对于记者而言，或许可以暂时摆脱所承受的一些经济压力，饱受折磨的心灵也可以暂时得到喘息。然而，对于整个媒体、整个记者的生存环境，乃至整个社会而言，3000万减到1仍然是3000万。既然富士康可以挥舞资本的魔杖，在3000万和1之间迅速转换、自由穿梭，就说明，资本自由发挥的空间依然令人望而生畏。它可以选择离去，也可以选择回来。而属于记者、属于普通公民的选择又有多少呢？如果记者在资本面前都显得如此无助，听任资本的恫吓和摆布，当一位普通的公民面对这一切，又将是何等的被动与凄凉！

　　司法是保护公民的最坚固的防线，然而，资本却能轻易窥察到其中的缝隙，单刀直入，借法律之手冻结公民的财产，甚至连记者妻子的财产一并冻结；“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被告”，而深圳中院至今未向两位被查封财产的记者送达起诉状副本；即使记者胜诉，财产保全解除，记者在此期间所遭到的心理伤害只能独自承受……媒体所质疑的这些法律上的瑕疵，倘若仅仅是“漏洞”而已，那么，谁能保证这些“漏洞”不降临到自己头上？

　　富士康有没有非法用工现象，最有发言权的是劳动部门。然而，自始至终，劳动部门成了隐身的看客。有关部门在如此情形下都能超然于事外，劳动者的权益又怎么能够得到切实保障？倘若努力调查以揭露真相的记者因遭到打压而退却，那么，由此产生的令人心悸的空白将由谁来填补？

　　富士康将3000万变成1，是出于对舆论的反映可能伤及自身经济利益和企业形象的顾虑，而非屈服于来自法律和制度的力量。因而，人们有理由担忧：富士康之后，下一个挥舞魔杖发出威胁的企业会是谁？《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之后，下一个被资本魔杖击中的记者又会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