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杰

　　据昨天的《中国青年报》报道，东北某高校部分教职工因不满学校在今年的招生中对其子女的优惠政策作出改革，集体向校方抗议，要求学校对其子女予以大幅度降分录取。这一事件使高校降分录取本校子弟这一半公开的秘密公开化。东北这所高校第一批在该省的最低录取分数线，理工类为593分，“本校教职工的要求是，凡是够480分的，校方都要录取，不录取就是不公平，就是不公正”。

　　480=593！此事迅疾引起强烈反响。 令人震惊的是，大幅降分录取本校职工子女的做法并非个别，一些学校甚至把这作为了一项“制度”。北京某校在招生工作总结中，将本校教职工子女上大学当作了一项重点工作：“我们充分利用自身的工作条件和专业优势……今年我校的教职工子女大部分都考上了比较满意的学校和专业”。

　　这是典型的通过自身所拥有的权力资源牟取私利的做法，其结果必然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录取名额是有严格限制的，当高校通过权力为本校职工子女牟取福利的时候，就必然压缩其他考生的空间，使他们的机会被剥夺。东北的那所高校所在省今年的一本分数线为理工类570分，文史类550分，而该校第一批在本省的最低分数线，理工类为593分，文史类为579分，分别比省一本线高出23分和29分。为什么？可能就是为了将相当一部分原本达到录取分数线的考生排除在外，而将机会留给本校职工子女。

　　权力福利与垄断福利一样，都是对公共福利的蚕食和侵害，而相比之下，权力福利的危害更大，因为当公权力被人用于牟取个人或部门福利，不仅导致公共利益受损，也将使权力本身发生严重扭曲，滋生腐败，抑制社会效率。今年6月，多家媒体披露了郑州市房管局“团购”经济适用房的事件，那个所谓的“经济适用房”小区，拥有40%绿化面积的小区，有112个地下停车位，最大的是150平方米以上的复式住宅。这哪里是经济适用房，分明是权力拥有者为自己量身定做的福利。

　　不能否认，从公共选择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公共权力天然有自利性膨胀倾向，一旦得不到制约，这种自利性膨胀就将危害公共利益，使公共福利诉求为权力拥有者所垄断，进而转变为权力福利。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这些问题。权力福利为何得不到有效制约呢？以降分录取本校职工子女的事情为例，教育部曾多次下发相关规定，严令禁止。

　　然而，在现实中，这些规定并未得到切实执行。高校归教育部管，他们之间既是监督与被监督、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更有着割舍不了的“亲情”，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为权力福利的存在留下了缺口。其实，不仅权力福利，就连垄断福利也是由这些因素所导致。垄断企业的管理者，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中国不存在垄断企业，还能指望他们加强对垄断企业的监督、制约垄断企业向公众转嫁成本牟取不当福利吗？

　　机会的不平等是最危险的不平等，是最大的社会不公，而权力福利的最直接危害就是损及社会公平的基础，给公共利益造成重创。大学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当这些为人师表者，因为学校降分幅度不够大，导致福利“减少”而向学校提出抗议时，他们带给学生的是一种怎样的信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