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勇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

　　然而，为了追求和城市居民同样幸福的现代生活，农民是该进城呢，还是该留在土地上？或者说，农民该在自己的土地上创造与城市居民同质的生活，还是应迁入城镇？这是首先要弄清楚的。下面是两个正在中国进行的试验，它们的指导思想截然相反。

　　距青州城区约40公里的南张楼村，是典型的北方平原村落。它不靠城、不靠海、不靠大企业、不靠交通要道、无矿产资源、人多地少，人均年收入1000余元。作为山东省和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合作项目，1990年德国人把享誉世界的土地整治经验带到了中国这个普通的乡村。

　　这个经验曾在二战之后有效地消解了西德乃至整个欧洲城乡差距拉大、大量农业人口涌向城市等社会问题。这一计划自50年前在巴伐利亚实施后，成为德国农村发展的普遍模式，并从1990年起成为欧盟农村政策的方向。在目前的巴伐利亚地区，农村地区占州总面积的80%以上，为近60%的人口提供居住、工作和生活空间。

　　“巴伐利亚经验”在南张楼经历了15年实践，全村的公共设施已十分完善，创办了100多个小企业，农民“白天上班，下班下地”，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

　　位于温州市苍南县的龙港，是一座几乎全部由农民集资新建的城市。20世纪80年代中期90％以上劳动力从事农渔业生产，工业近乎空白。1984年建镇之初，即打出“鼓励农民带资进城开厂办店”的口号，打破传统户籍制度的壁垒，解除了传统体制对农民进城的各种束缚，一方面将可耕地包给种粮大户规模经营，另一方面从不起眼的小商品起步，放手培育市场。2002年以来，龙港因印刷、纺织等区域特色经济的出色经营先后被命名为“中国印刷城”和“中国礼品城”。今天，龙港已发展成人口超过23万、经济规模接近100亿元的明星城镇，从外地雇佣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占全镇从业人员总数的近一半。

　　然而，龙港在迅猛发展之后，传统城市管理体制也在这里随之得到迅速复制，加之人们对行政区划和财税体制等方面变革的不确定预期，龙港将来的发展面临着“体制之痛”。

　　应该说，上述两种城镇化模式分歧不在于是否要城镇化，而在于城镇化应该是在农村普遍推行，还是由市场机制自发生成像龙港这样的城市而实现。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有人认为南张楼模式对于建设一个城乡协调发展的现代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预示着某种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城市化并不等于非农化，安居乐业不必都往城里挤，农村可以通过城镇化把农民留在土地上。然而，笔者认为，这种模式的成效并不具有普遍推广的政策蕴涵。

　　德国人在南张楼推行试验的本意是要让农民留住土地上的同时，享受一种与城市居民不同但同样充实的生活。他们心目中的农村生活，是宁静温和、安守乡土、自给自足的；农村居民只是因为欣赏农村的这种生活方式才乐于选择乡村生活。这显然和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格格不入。实际上，光靠土地是留不住农民的，南张楼建立了一百多个工厂，正是这些工厂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吸引了青年农民，出国打工致富的人回村后把钱投进工厂，而不是土地上，这些都是德方所不愿看到的。另一方面，虽然南张楼村民生活水平有了巨大提高，但村民大都还是愿意往城市里走，城市里的设施毕竟全。再说，“孩子还是在那里受的教育好。”村里挣钱多的，都在城里买了房子。

　　虽然目前这两个试验的未来都还没有定论，但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所面临的困难的性质是不同的。南张楼面临的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自然约束（所以只有通过发展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工业来缓解）以及城乡生活方式难以抹去的差别（富裕的村民对城市生活仍极其向往），这些困难是难以克服的；而龙港受到的却是体制的束缚，正是我们应改革的对象。实际上，解决南张楼的困难的根本途径正体现在龙港的模式之中。龙港的城市化代表了市场的趋势：城乡差距的存在和拉大本身就说明市场在城乡之间是不平衡的，就应该创造机会让农民洗脚进城，南张楼村以农村为立足点的模式终究会受人多地少和传统体制的约束，城乡二元结构终难破除。这种模式或许能在个别地区成功实行，但不应成为政策的立足点，因为，让近8亿农民中的大多数留在土地上是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背道而驰的。

　　有关研究表明，在中国，将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健康、教育水平、环境污染、交通状况、占用土地等指标综合在一起加以比较，人口在100－400万左右的城市，综合效益最好，而小城镇效益最差。因此，普遍推行人口在小城镇就业的南张楼模式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可行的战略是逐步拆除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障碍，在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中部等地形成城市群、城市带，充分吸收农村剩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