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晓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3年保持了9％以上的高增长，但与此同时，结构矛盾加剧，成为宏观调控的一大起因。然而，宏观调控措施实行以来，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结构问题：投资、信贷和外贸顺差增长过快，第一、二、三产业发展不均衡，结构性失业比较严重，对外贸易结构性矛盾突出等等。这些结构性矛盾在2006年依然有增无减。

　　今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了29.8%，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1.3%；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18.4%，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2.15万亿元，占全年贷款增长目标的86%；外贸顺差持续增长，上半年累计达614亿美元，同比增加218亿美元。

　　按第一、二、三产业划分的投资增速，今年上半年分别是40.2％、35％和28.2％。农业投资的快速增长（一季度年同比增长47%）符合政府关注农业和农村的战略。但是，农业只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而且上半年农村地区的总投资只增长了18%，相比之下城镇地区增长30%。

　　企业留存利润还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占到总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一半（占明确资金来源的60%）。国内的信贷占固定资产投资资金的比重由2005年的19％，上升到27%，而新增贷款的相当大比例流向房地产业。

　　贸易部门（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一季度的增长率为36%，而2005年增长率为39%。在非贸易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的年同比增长率却没有这么强劲，比如服务业为28%，包括房地产业（20%）和公用事业（头两个月为12%）。近五年中国居民最终消费率持续走低，消费增长则一直落后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10年来，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为59.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将近20个百分点。尽管去年国家公布了经济数据的普查结果，服务业上升了10%，使得中国的消费需求比原来的统计数据高出了10%，但从去年统计数据看，消费需求在总体上还在呈进一步下降趋势，消费需求所占GDP比重已下降到了52%左右水平。

　　出于种种考虑， 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政府并没有采用真正的宏观调控手段，而是以行政手段控制局部投资增长过热。但无论从总量还是从结构上来看，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不仅投资过热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解决，而且行政措施的效果还在逐渐减弱。

　　推动投资过热除了宏观上储蓄率高居不下的基本原因外，还有一些体制性和政策性因素：

　　（1）地方分权以及财政联邦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分权和财政联邦主义导致地方竞争不断升级，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微观机制。分税制改革后，地方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因而主动被动地更加转向房地产等卖地收入的追求，转向招商引资等税收收入的追求，而以GDP增长作为考核政府官员绩效标准的主要方面引发政府机会主义，是权力与资本结盟，地方投资畸形冲动的长期动因。

　　（2）长期低利率政策造成对投资实质性的补贴。目前中国的利率水平之低在亚洲仅次于日本，根据中央银行的货币执行报告，减去通货膨胀率后，真实利率远远低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百分之十几资产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这实际上助长了贷款和投资需求，甚至于投资原本不应该进行投资的项目。

　　（3）出口退税和外贸制度的“加速器”效应。在改革开放初期“双缺口”时期实行的吸引外资、鼓励出口的政策时至今日仍在不讲条件地沿用，鼓励出口的退税政策和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两免三减”，形成经济增长对制造业投资的过分倚重和事实上的补贴。1994 年税制改革之后，在出口环节，中央财政负担了全部退税，地方政府不承担任何退税责任，所以出口越多，所得退税额度也就越大，获得的利益也就越多。地方政府为获得出口的利益增加不惜大打出口争夺战。国际收支的结构性失衡也加大了人民币投机压力，为投机人民币升值，经营外贸的企业可以以低报进口产品价格、高报出口产品价格的方式，合法地将由此获得的外贸盈余兑换成人民币，也是顺差螺旋式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投资过高可能还与国有企业体制有关，即在出资人逐渐到位后，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企业利润增长过快，但又不能全部转化成收入和消费，因此形成新增投资。不过，这是相对比较短期的一个原因，投资过高的深层次的问题是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现行的以国有银行为核心的金融体系的僵化体制。

　　（本文内容源自笔者与北京科技大学陈光磊先生的合作研究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