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维 　　西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现实又提供了两个鲜活的事例———

　　事例1：辛蕴甜，一个14岁女孩，以560分成绩考取黑龙江大学生物工程专业。她从未进过正式学校，完全是“家庭私塾”培养出来的，父母就是她的老师。所以理论上辛蕴甜没有“学历”也就没有高考报名资格。她之所以能两次参加高考并最终被录取，与哈尔滨教育部门和公安部门“估计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特事特办分不开。

　　事例2：孟母堂———外人称为“私塾”，创办人自称 “读书会”，“只是把以前的一个孩子的家教，扩大到十几个孩子身上”的一种家庭自主联合式教育，日前被上海教育部门叫停。孟母堂的教育宗旨是“读经典、尊孔孟、颂莎翁、演数理”；并教学生练瑜珈和游泳，课间播放经典音乐，不定期组织学生收看《三国演义》、《大长今》等。

　　对这两个事例，众说纷纭，仁智相见。尤其是孟母堂，已成了一个“公众话题”，也引发了我关于“风险、竞争与创新”的一点思考。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动物世界与社会世界共通的生物学基础，但在人类社会，竞争行为存在一个特殊的关于风险（risk）的意识形态，大体有三类：风险偏好者（risk-lover）；风险中性者（risk-neutralism）；风险厌恶者（risk-aversion）。大多数情况下，风险中性者会趋于风险厌恶者，因而人们对风险的心态基本上可归结为偏好和厌恶两种。对风险偏好者来说，他们决不会甘于既定资源系统的约束，他们会努力去发现、开辟、创造和利用新的资源。因为他们有一种永不满足的内在冲动，有一种渴求不断进取的欲望，因而敢为人先。而对风险厌恶者来说，他们会认为既定的资源约束几乎是不可突破或改变的，因而他们会安于现状不求进取，他们的最大冲动就是敢为人后。

　　稍许留心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一粒“爱”风险的种子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有条件就会生根发芽结出新的果实；一个爱风险的人不论成功与否，一有机会就能迎头而上利用新的资源；一个爱风险的民族不论艰难困苦，总能开辟出新的领域、光明的前途。爱风险，就可能避开“竞争排除”———“弗里德曼假说”，绕开正面冲突，避免“死亡游戏”；相反，“保守”的种子、保守的个人、保守的民族，却总会在一个既定的有限资源系统中展开激烈的角逐、较量，直至瓜分完原有资源，榨干一切收益和效用，甚至陷入无休止的自相残杀（经济学家们经常谈到的“公地悲剧”或许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可见，同构性的过度竞争、无限竞争，不仅是无利有害的，而且往往危及竞争者自身的生存，因而是非理性的。

　　古往今来，几千年的中国都是“农本”国家，密集的人口和土地的精耕细作与“强本抑末”之间恶性的相互依赖，会产生一种惰性：或弯腰弓背或安平乐道，除非万不得已，个体小农总是本能地厌恶风险，发明活动属凤毛麟角，创新冲动更闻所未闻。更严重的是这种惰性的制度化，因为封闭因为自大，导致近代中国最终被世界抛在了一边。讲农业是基础，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今天的城市居民，只需上溯三代就多半是乡民出身，如果上溯五代就绝大多数都是乡民出身。也就是说，个体小农文化的传统，不仅在乡村小径而且在城市大道、不仅在器物什件而且在文化思想、不仅在行为模式而且在认识观念、不仅在经济基础而且在上层建筑，处处都体现出强大的惯性力量。

　　所以，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而是“解放农民”。只有如此，人们才能辨识自我，才能“人尽其材”，才能适应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需要。因为商品与货币在时空上的分离，市场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由此就产生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风险，诸如管理风险、经营风险、技术风险、财会风险、人事风险、资本风险、政策风险乃至政治风险……所以，投身市场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要有风险精神，敢于正视风险、挑战风险，善于剖析风险、善于赢得风险，经得起风险的考验、经得起风险的打击。这样的精神，无论对个人、家庭，还是对公司、企业，乃至对民族、国家，都是极其宝贵的。有了这样的精神，人们才会不怕竞争，并且敢于竞争、善于竞争，进而培育我们的竞争环境，启动我们民族的创新之源。

　　辛蕴甜，这个幸运的小女孩———还有她的父母和哈尔滨教育部门及其公安部门，孟母堂，这个另类的教育体———还有它的组织者参与者和上海教育部门，给了人们多重启示：在一个既定的制度框架中，对某种行为的价值评判并不取决于行为者自身；创新，需要毅力和技巧，需要智慧和谋略，更需要一个能够鼓励变革乐于接受（起码是能够容忍）变化的环境。

　　由此，我不禁想到了中国的企业家、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成长环境———谁阻碍了我们企业的自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