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伟博士

　　□本报记者 薛黎

　　近年来，跨国公司大举进军我国大型制造业，并购重点直奔工程机械业、电器业等领域的骨干企业、龙头企业。先有凯雷并购徐工，近来又有世界第二大轴承制造商德国舍弗勒集团与洛阳市国资委签订框架协议，前者将以11亿元整体收购掌握国防军工、航空航天等领域配套轴承核心技术的洛阳轴承集团有限公司。当然，截至目前，我国有关部门也没有批复这些并购申请。

　　如何使外资既能促进我国相关产业的发展，又不影响我国的产业安全和国家利益，本报记者近日就此问题采访了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研究部副部长程伟博士。

　　我国产业保护制度需进一步完善

　　记者：如何看待日前正在热议的外资并购徐工、洛轴案？

　　程伟：我认为不能简单作为单个案例来看待，遇到外资并购时就必须考虑国家和企业两个层面的问题，单独从一个层面考虑都是不完整的。就国家层面而言，涉及到企业所处的产业在国家发展中的定位，企业在该产业中的定位，未来通过自身努力能够解决的问题应自己解决，但是地方政府层面和国企层面往往考虑利用外资引进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忽视产业安全，这就需要调控。外资并购的利益动机到底是什么？外资给中国到底带来了什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在转轨时期这一定要考虑全面。

　　事实上，其他国家都会在产业保护上实行相关政策，在这个方面我们的法制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虽然最近国家出台了外资并购国内企业管理规定，但只是规范了并购流程，仅靠这个还不够，要从制度体系上完善设计，维护产业安全和国家利益。

　　对于外资并购，我们还应该重新审视一下今天的招商引资政策。跟改革开放初期缺外汇、缺资金，百废待兴的局面不同，现在我们不缺外汇了，缺的是世界500强这样的企业。世界500强企业的核心不简简单单是主营业务收入，其中前100名常青企业的任何一个都足以对这个行业产生全球影响，包括资源、技术、管理、人才、市场，影响全世界在这个行业的进程。

　　中国要产生这样的企业，不仅仅是产业政策的问题，还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问题、体制机制创新问题、资源市场化问题。所有立法基础要考虑到国家竞争力、国家战略。不能一如改革开放初期的招商引资，其结果是技术仍然掌握在外资手中，中国却让出了市场和资源。

　　外资并购模式的监管要加强

　　记者：这么看来，你对外资并购国内企业是很谨慎的，到底您是持反对还是支持态度呢？

　　程伟：不能简单反对外资并购，外资进入中国，中国走向世界，是双向的，不能一刀切反对或不反对。外资并购有很多积极的因素，但是在外资并购方面我们的制度体系需要完善，如目前有很多国外投资基金利用中国的投资企业收购中国的产业，这种模式要监管，包括实际控制人怎么查，收购后的战略构想是什么，国际上有些大的并购是以牺牲对方的品牌和市场为前提的，并不是以发展为前提。

　　对外资并购国内企业，地方跟中央并不总是一致，也存在利益博弈，现有体制下，地方政府更大程度上是投资主体，还不能成为完全的公共服务的主体，我们希望地方政府与中央利益一致是不现实的，这也是我们的制度体系设计需要考虑的问题。

　　当然现在有人持反对意见是认为我们的企业存在贱卖问题。这就涉及外资并购中的定价模式，我们的企业价值发现机制是否与国际接轨，如无形资产评价等。市场化转型的道路上我们自身的评价体系也有待完善，比如账面价值能否体现企业的价值。在当前主要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外资并购中，资源定价如土地定价等供给状况并没有体现在并购价值里。如何来实行评估和定价模式的国际化、程序化、市场化，归根到底还是在制度设计上。

　　地方政府考虑并购时应摆脱外资情结

　　记者：如果遵循市场经济自由开放的原则，限制外资并购便是不合理的，将遭人诟病，您怎么看？

　　程伟：中国市场诸如银行、烟草、铁路、邮政等行业的放开是迟早的事，但是什么时候放开，放开度有多大，要看放开后国家能否承受，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理顺整套体制。如果仅仅关注市场和股东利益是偏颇的，任何国家首先要考虑国家利益，以汽车行业放开为例，结果是我们没有品牌，让出了市场，零配件产业也没有做起来，汽车产业如发动机的核心技术没有得到，到今天为止，我国汽车产业的技术基础还很薄弱，落后于同时代起步的韩国汽车技术，正好说明这个问题。

　　如果要市场化，也应该首先是国内市场化，对民营企业放开市场，建立市场体系，培育内部的核心竞争力，然后才是全球市场化。目前地方政府考虑并购时，总摆脱不了外资情结，首先考虑外资，哪怕民营企业的并购条件和外资一样优厚，这就是地方政府的利益局限，不会首先考虑国家竞争力，而只是关注诸如就业和税收等地方利益，以致损害国家产业安全。

　　首先要依靠自身能力培养骨干企业竞争力

　　记者：具体到外资并购徐工、洛轴案，您认为国家应从哪些方面考虑？

　　程伟：要拿出明确判断，不那么容易。必须要研究这个企业在全球现在和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国家在这个行业的竞争力如何，将来我们国家有没有能力依靠自己或通过引进外资来提升这个产业竞争力，这是我们判断的基础。如果这个产业靠我们自己无论怎么发展也没有竞争力，反而通过外资引进，社会的运转效率最高，社会福利最大，这样的选择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有能力来培养这个优势，而在这个时候放弃了，就是永久的遗憾，就是放弃了产业的控制权和发展权。

　　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由于处于转轨时期，体制不顺，决策机制、经营管理、人才使用能力不能跟世界接轨，导致企业价值不能得到发现，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通过内部改革来解决，如果民营资本能做到，就先让民营资本做。就洛轴来说，假如其行业地位在国内举足轻重，通过更换体制有潜力可以做好，我建议其强化体制机制创新或跟民营企业合作，毕竟这些年国家是花了很大一部分财力、人力、物力来支持装备行业，这是培育我国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平台。有了装备业一个国家并不一定能强大，但没有装备业，这个国家一定强大不起来，这是共识。相反，如果洛轴被收购，从而成为别人全球战略的一个棋子，而我们失去了主导产业发展的能力，这是与国家利益相违背的。

　　当然，这些并购的决策仅仅靠一两个专家来说是不现实的，我建议应该像美国一样成立外国投资委员会，有一系列并购申报流程，专家构成也应该多元化。

　　还需要明确的是国家竞争力靠大企业、大集团，但并不见得是国有大企业、国有大集团才有竞争力，国内民营大企业大集团也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平台。在国家发展道路上，大企业大集团跟中小企业的定位要说清楚，大企业大集团不是以解决就业为前提的，而是要以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提高创新能力，进而达到对这个行业的全球资源占有能力作为发展目标。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全世界无一例外。因此，解决徐工、洛轴企业的职工安置和就业问题并不能成为外资并购的理由。

　　最后还要强调一个问题，不仅包括外资并购国有企业，还包括民营企业，在涉及到我国大型民营企业的外资并购中，我们也要有完备的监管流程，正如美国对待“中海油收购尤尼科”时的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