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

　　据“新华视点”报道，9月3日，新学期第三天，四川省成都市辖崇州市人民医院突然涌进了大量因腹泻、高烧而来就诊的学生，医院病床告急！一场学生集体发病事件在崇州市实验小学突然爆发。崇州市有关部门却对发病学生具体人数讳莫如深，对发病原因避而不答。

　　由于信息不公开，导致“中毒学生起码有七八百人”、“转院的学生有的已经不行了”的种种流言在崇州市飞速传播，而流言又加剧着人们的恐慌心理，给应对危 机带来被动。事实上，类似的这种做法常被一些地方政府采用，他们或出于稳定的需要，或出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理，极力封锁消息，以“争取时间”解决问题，等问题解决之后再告诉公众。这种想法的初衷或许是好的，但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

　　非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非典发生后，卫生部门没有及时公布真相，也没有及时、充分动员社会资源应对，导致各种谣言满天飞舞。随后，中央果断解除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职务，及时公布信息，调动全社会的力量，采取预防、隔离等有力措施抗击非典病毒，最终化解了这场公共卫生危机，赢得了世界的尊敬。

　　流言止于智者。非典事件给我们带来的最深刻的一个教训就是，加强信息公开，提高透明度。信息公开可以让公众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危机真相，及时准备，有效预防。信息公开也有助于营造公开透明的信息环境，消除流言存在的空间，提高公众对政府决策的理解和配合，进而提高凝聚全社会力量应对危机的效率。事实证明，信息公开不仅不会加剧人们的恐慌心理，反而会给人带来安全感，因为人们知道了危险到底在哪里。

　　但是，在实践中，一些官员还认识不到信息公开的重要性。7月22日发生在云南省昭通市盐津县的5.1级地震，因“市政府扣压准确预报不传达”的报道，造成上百人伤亡。为什么那么多的事实证明，信息公开比封锁信息更有利于化解危机，还有那么多人总是喜欢惯性地封锁消息呢？

　　除了思想观念的问题和侥幸心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在于，我们信息公开制度还不够完善，信息公开还不能完全步入法制化的轨道。而在许多发达国家，很早就建立起了以法律为基础的信息公开体系。比如，世界上最早建立信息公开制度的国家是瑞典，它早在1766年就在制定的《出版自由法》中规定，市民有接近公文书的权利，以此作为防止公务员违反法律、滥用职权的手段，该法经修改后一直沿用至今。

　　我国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今年1月，国务院发布实施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其中对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作了明确的规定：“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对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突发公共事件重要情况或者应急管理工作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依法对有关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预案》在依法保障信息公开方面迈出了第一步，这为《信息公开法》的出台奠定了基础。但是，“迟报、谎报、瞒报和漏报”做法的不断出现说明，必须加大对具体责任人的处罚力度，强化政府信息公开的力度，使公众的知情权得到充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