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翔

　　国家林业局原定在成都举办的中国首次“野生动物狩猎权”拍卖活动，因为公众的反对，在8月11日被紧急“暂停”。据昨天的《青年周末》报道，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产业管理处的曹良处长对此非常惋惜。他对记者说，：“现在感觉最难的，是如何向外国猎人解释清楚……今年拍卖狩猎权这事，是我们对外国猎人违约，我们丧失的是信誉。”曹处长说，“这个圈子说大也大，光美国就有上千万的猎人……”

　　猎人数量越大， 越能说明丧失信誉的严重性。但是，截至2005年7月，美国总人口才2亿9千6百40万，除去儿童和老人，如果猎人就有上千万，这个比例也太骇人听闻了，毕竟，美国是一个高度发达而非由原始部落构成的国家。笔者查到的数据是：美国有16万个领有执照的猎人。

　　显然，曹处长言过其辞了。而且，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最要紧的不是向外国猎人解释清楚，而是应该向国民解释清楚，他们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的法律依据到底是什么？

　　“野生动物狩猎权”拍卖涉及的动物既有二级保护野生动物盘羊、岩羊、马鹿、藏原羚等，也有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野牦牛、白唇鹿、羚牛等，而矮岩羊的数量仅800只左右，比“国宝”大熊猫的存世数量还少，已濒临灭绝。不说别的，单这个名单本身就已足够令人震惊。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法律将捕捉、捕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范围，严格界定在“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狩猎并不在其中。而且，我国法律规定的“猎捕”与狩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猎捕是活捉，而“狩猎”包括杀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国家，法律严格禁止非法持有枪支，这一规定对进入中国领土的外国人同样适用，通过拍卖并不能将持枪狩猎合法化。

　　近年来，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一些权力部门不断身陷商业利益之中，将公权力异化为损害公共利益的力量，因此遭到公众的批评。肩负野生动物保护职责的权力部门，将狩猎权拍卖出去，在获取部门利益的同时，会否损失野生动物的保护，给我们的生态环境带来损害乃至灾难，有关部门是否在把野生动物看作一种部门资源加以开发？这些问题，必然是公众要关注的焦点。

　　遗憾的是，面对种种质疑，有关部门不是心平气和地与公众进行沟通，而是充满怨气，曹良处长就直接将矛头指向公众。他说：“媒体和公众用无知的舆论让合法的事情停止，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拍卖“野生动物狩猎权”有何依据？被公众认为有违动物保护宗旨和法律的狩猎行为，为何被有关部门视作是在保护动物？公众到底“无知”在哪里？有关部门为何不详细加以说明？

　　无论是部门利益，还是所谓的商业信誉，都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倘若对实质性问题不加以说明，一味地对公众的立场进行指责，只会被公众视为理屈词穷。在这种情况下，因“野生动物狩猎权”拍卖叫停即便丧失所谓的商业信誉，也是自找的，与公众何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