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3.0：美丽新世界？

　　曾经三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现在已是普利策奖终身评委的托马斯· 弗理得曼可能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新闻记者之一。1981年他加入《纽约时报》，先后在贝鲁特和耶路撒冷跑新闻，后来曾担任报道白宫事务的首席记者。1995年之后他成为《纽约时报》国际事务专栏作家，每周三、五见报的专栏文章被全球700多种报纸转载。他的书几乎每本都能畅销。《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是他去年4月出版的新著。我们这次翻译的是经过修订之后的第二版。

　　作为此书的译者之一，阅读此书是一次令人愉快和激动的经历。和学者相比，记者的见识要广得多，而且反应非常敏锐。但是从学者的角度来看，记者往往凭借一些轶闻趣事就判断天下走势，在立论上往往故作惊人之语。在敬佩作者见解之犀利、阅历之广泛的同时，我想对此书的一些基本观点提出不同意见。

　　历史的演变是缓慢的，尽管技术的进步可以是呈指数型增长，但是决定历史变迁的仍然是海面下的潜流。制度在短期内是难以变动的，思想和信仰的成长会跨越很长的历史时期。调整人与人、人群与人群、人与技术的关系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因此我们不可能像从一扇门跨进另一扇门那样，从一个历史时期直接跨越到另一个历史时期。弗里德曼出于对技术的痴迷，在很多时候会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些相对不变，这使得他的有些结论过于乐观，而有的结论则多少显得天真。

　　尽管印度和中国最近几年经济增长迅猛，但是这两个国家仍然属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你没有到过印度和中国，而只是读过弗氏的书，你会觉得，这两个国家很快就会超过美国。但是，如果你到过两国的农村和一些偏僻的地方，就会发现这种想法有多么虚幻。况且，即使有一天中国真的超过了美国，也并非像弗氏所说的那样，只要中国搭上全球化的列车，学会利用网络技术创造的条件就行。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复杂而艰难的系统改革，这些改革中最艰难的部分不是引进和学习先进技术，而是改革过去的体制、克服既有的利益和阻力、寻找各个目标之间的平衡。如果说弗里德曼对中国和印度的看法只是过于乐观，那么他对伊斯兰世界的看法就显得有些天真了。在谈论为什么西方世界优于伊斯兰世界的时候，他评判的标准是西方世界创造了更多的技术和经济增长，在谈到为什么阿拉伯世界会落后、偏执的时候，他认为这是因为阿拉伯世界里电脑、网络等技术的普及程度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意识形态的对立、霸权国家的干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遗留的历史问题、石油资源的争夺，所有这些因素似乎在弗里德曼的视野中都被蒸发掉了。当弗氏说伊斯兰激进分子的错误在于不愿意正视开放给西方带来的优势和先进时，那种根深蒂固的西方人的傲慢和偏见跃然纸上。在谈到战争和冲突的时候，弗里德曼创造了“戴尔冲突防范理论”，并且以台湾危机为例。他认为，由于像戴尔这样的跨国公司在海峡两边都有投资，中国大陆和台湾均加入了全球生产链条，因此在台湾海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他显然低估了民族统一对中国人的意义，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微小的差错或误解都有可能触发更大的冲突。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跨国公司和网络技术上，这种论断是令人担忧的。技术进步可能会呈指数型递增，但是这能够保证全球化的进程越走越顺吗？从最近200多年的历史来看，全球化是有起伏跌宕的。潮涨潮落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技术，不是经济，而是人们的反应和行为。当全球化的速度过快、相应的调节制度没有到位、赢家和输家越来越对立的时候，全球化会减速，甚至也会倒退。

　　这个世界可能看起来比以前更平坦了，但事实是，它仍然是崎岖不平的。与其感叹与赞美技术进步给我们带来的无限机会，探讨这种急剧的变化给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国家所带来的冲击、困惑和挑战，才是更有意义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