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欧林 　　AIG中国成员公司主席 (2006 -) 　　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 (2005) 　　美国财政部部长顾问 (2004-2005) 　　伊拉克巴格达联盟临时管理局经济政策主管 (2003-2004) 　　华盛顿Steptoe & Johnson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1985-1989, 1993-2003) 　　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助理国务卿 (1991-1993) 　　美国总统特别助理暨白宫经济政策委员会秘书长 (1990-1991) 　　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帮办 (1983-1985) 　　过去20年中，魏欧林先生参与了很多重点国际金融问题的决策工作，其中包括：中国的金融市场开发，伊拉克的经济建设，日本的机构改革，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加入国际金融体系等事宜，七大工业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的职能划分，拉丁美洲的经济改革，北美自由贸易协议谈判。

　　□本报记者 马斌

　　又是一个“官员”下海的案例。

　　今年3月，魏欧林（0lin L.Wething-ton）临危受命，在AIG中国业务拓展几陷停滞之关头加盟AIG，出任其中国成员公司主席，负责该集团在中国各种业务的拓展，包括寿险、非寿险业务，金融服务、资产管理业务。

　　而就在半年以前，魏欧林尚且身为美国财政部中国事务特使，与中国主管宏观经济、货币汇率、海外金融政策的高层官员深入沟通，以了解中国金融市场的改革方略及汇率弹性变化。

　　抑或巧合，在他上任不久，那些曾经“纠缠”AIG中国关键成员公司AIA（友邦保险）以及AIU（美亚保险）三四年之久的问题：AIA团险牌照、经营区域、投资管理中心，统统解决，AIU的子公司牌照、经营区域问题也出现转机。

　　这会让人联想到是魏欧林带来了神秘力量？

　　昨日，就任刚满半年的魏欧林，在AIG作为主要投资人的上海商城首次接受了记者专访。

　　破冰者

　　记者：我们注意到，今年以来，也是您上任以来，AIG开始在业务范围（团险牌照）、经营区域以及投资渠道（成立资产管理中心）等多方面获得实质性的突破，而这些问题都曾经是阻碍AIG 在中国发展的重大瓶颈，请问这些问题获以解决的原因何在？跟您个人的多年从政经历有何关系？

　　魏欧林：AIG本身在中国就有多年的历史和根基，它也是财富500强中唯一一家在1919年在中国就设立分支的美国公司，事实证明它对中国市场有长期眼光和计划。其实，我是被AIG所吸引，被AIG在中国的发展和长期承诺所吸引。

　　其实，在监管方面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快速解决方案。AIG在过去数月的突破，更大程度上与它同金融监管当局的长期合作关系和承诺有关，而不是通过施加某种压力的手段来解决。监管当局需要时间对某些问题找到一种合适的解决方案，而不可能是根据偏好来作决定。

　　AIG在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机构，它有能力向监管机构甚至竞争对手提供经验，以共同推动形成一个更有效率和稳定的金融市场。

　　拓疆

　　记者：在解决了上述关键性难题后，AIG接下来有什么扩张计划？

　　魏欧林：AIG一直希望获得新的业务机会，但并不是所有的。AIG追求平衡的、健康的业务增长。就比如不断扩大市场份额，那是每一个公司都全力以赴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市场份额本身必须是健康的、平衡的，符合财务稳健性原则的，这样的市场份额才有意义。AIG正是因为一直按照这样的原则经营才有今天。

　　记者：中国市场的开放，吸引了几乎所有跨国公司，外资并购也正在成为国内金融市场的焦点问题，花旗、汇丰等集团以及凯雷等基金相继下手国内金融机构，而AIG在2003年人保上市前入股9.9%之后就再也没有新的并购动作，请问原因何在？是没有合适的并购对象还是出于其他考虑？

　　魏欧林：目前AIG在中国确实没有正在洽谈中的目标。人保是中国最大的非寿险公司，在国内非寿险领域有最大的份额和影响力，这也是AIG选择参股的主要原因。问题在于，像AIG这样的投资机会，并不可能每两年就能有一个。即使对于花旗这样的公司而言，也不可能一两年就能做这样大手笔的投资。

　　AIG对于投资机会很敏感，但同时也坚守审慎原则。AIG和人保的合作迄今为止都进展的很好，双方关系很融洽，这与前期的关系培养有关，这同样需要时间。

　　AIG中国框架

　　记者：除了并购，AIG在中国还有怎样的发展模式？

　　魏欧林：AIG发展的模式有很多种，收购仅仅是其中之一。除此之外还有合资公司模式（比如友邦华泰基金），扩大现有业务范围（AIA和AIU），成立独资公司等。就具体的业务领域而言，需要有相应合适的拓展模式，而不是单一的并购。AIG会认真评估每一个机会，并寻求一个最合适的操作模式。我们不会跟风或者模仿其他竞争者。

　　记者：除了寿险和非寿险领域以及基金业之外，AIG在国内还有哪些重要的业务领域？

　　魏欧林：目前，AIG在国内寿险和非寿险领域已经有比较稳固的市场地位。但是AIG对中国的投入并不仅限于上述两方面，而是有诸多不被人注意的投资和其他业务。比如，AIG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国际金融租赁公司，通过出租和转售的形式，为世界各地的航空公司提供商用飞机，其中也包括中国境内的许多家航空公司。

　　此外，AIG还通过AIG（亚洲）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投资和通过AIG（亚洲）投资有限公司/AIG全球不动产两个渠道分别进行公司股权投资、创投和不动产投资。直接投资是AIG（亚洲）投资的主要业务之一，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它在中国的直接投资已累计超过9亿美元。

　　简单来说，AIG中国成员公司主要包括，AIA、AIU、友邦华泰基金、美国国际个人金融集团、AIG（亚洲）投资有限公司、瑞士友邦私人银行上海代表处，以及上海亚美国际咨询等。

　　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服务平台，不过目前尚未充分利用。

　　记者：我们注意到，经过中国银监会批准，去年9月AIG旗下的瑞士友邦私人银行在上海设立代表处，其目前的状况如何？

　　魏欧林：目前中国国内尚且没有真正的私人银行，瑞士友邦私人银行上海代表处的成立，其工作之一就是希望能通过与监管层的沟通，阐明私人银行可以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何种角色，使监管层对私人银行领域有更多的了解，无论如何，我们都尊重监管当局的意见。

　　汇率问题关键在形成机制

　　记者：作为美国财政部前中国事务特使，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汇率问题？

　　魏欧林：过去和现在，都有很多人对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人民币汇率水平作出种种预测，我个人认为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比如两年以前当美国政府面临空前的财政赤字问题时，很多人预测美元将大幅度贬值，但事实证明并不是那样的。

　　对于人民币汇率也是如此，问题关键所在并不是在未来某一时段人民币升值了多少，而在于汇率形成机制如何，还有资本项目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政策等等。

　　记者：这两种不同的身份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

　　魏欧林：中国和美国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人民币汇率问题实际上是两国需要共同承担的责任。同样对AIG的中国业务也是如此，AIG的未来与中国金融市场的关系也是相互依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