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都希望天下太平，传之万代，所以皇帝喜欢清官，即使坏人也喜欢用好人。但哪朝哪代都不能杜绝腐败，而且都亡在腐败上。皇上想不想办法呢？想啊，从朱元璋把贪官剥皮填草曝尸到雍正的密折检举制度，都不见效，照样“一任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为什么呢？

　　皇帝也喜欢贪官，吃喝嫖赌，声色犬马，斗鸡走狗，毕竟是贪官在行，而且很有眼力架儿，不用皇上说，就都替皇上想到了，搞定了。比如，宋徽宗后宫粉黛三千，家花养了满园子，还是想尝尝野花的味道，于是有人推荐了李师师，还带着皇上去了。这工作，包拯、海瑞做得来吗？所以，皇上也不能不用贪官。

　　更麻烦的是，皇上就没能给臣子一个廉洁的环境。为什么呢？皇上把官职当成了“肉”，有肥有瘦还有五花，每一块在皇上心里的份量都不一样，自然就把肥缺给自己喜欢的臣子。比如，盐茶道，管着盐茶这些垄断行当，盐商贩盐，茶商卖茶，都要有盐引、茶引，也就是专卖许可证。这玩意儿给谁不给谁，学问可大了去了，垄断的权力就能换银子。就算十八省巡抚总督，也有天壤之别，江浙之地富庶，云贵之地贫瘠，油水自然大不一样。皇上会把那些好地方，或者说把肥缺给那些为“朕”帮过忙的臣子，比如带“朕”去歌厅找李师师的那位，慈禧太后就曾把当年接济过她家的吴棠提拔成四川总督。吴棠是个饕餮之徒，天府之国的川菜把他喂得大腹便便，被人谑称为“一品肉”。您想，这样的人肥了，当地的老百姓能不瘦？

　　从皇上那儿就把官儿分成了肥缺瘦缺，啥意思呢？方便刮地皮的就是肥缺，穷地方本来就没钱，刮地皮当然也不容易。康熙皇帝任命曹寅（曹雪芹他爷爷）为江宁织造，笤帚一动就能撮一簸萁钱，所以曹家很肥，《红楼梦》都写了。而像贵州那地方，自古“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太瘦了，虽然贪官也没少出，但刮地皮的难度无疑大了许多。

　　说来说去，在皇帝的心里就是默许臣子刮地皮的，底下的官儿还能不贪？虽然时不时地也惩办贪官，可那或者是民愤太大，闹出了乱子；或者是找个碴儿修理政敌，一惩办就抄家，刮来的地皮也就归了皇帝老子。

　　归根结底，封建集权体制天然地孳生腐败，根本无法防治。所以，历朝历代无不亡在吏治上。

　　过去的官儿不得了，权力太大，大到能自定“火耗”。过去的税收是国税，交给朝廷的，地方上的税收叫“火耗”，也就是地方上的财政收入。除了有数的俸禄和行政费用，官员的津贴、误餐费、车马费、置装费、住房补贴、养师爷请客的钱都要从火耗上出。所以，贪官玩儿命加火耗，以便自己尽快富起来。

　　这么一来，老百姓就苦了。钱都被刮走了，扩大再生产根本不用想，所以中国的商业、制造业都很落后，落后到对着列强的坚船利炮干瞪眼儿挨打。更麻烦的是，如果老百姓连粥都喝不上了，一句“闯王来了不纳粮”就得到天下响应，朱家王朝就完了。

　　皇帝垄断了肥缺瘦缺，官吏垄断了地方的税收，垄断了商业、农业的生产许可证，这就压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财富蛋糕不可能做大。加上列强用炮舰、鸦片贸易带来的不平等，于是经济越来越抽抽，直到玩儿完。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

　　垄断不是不需要，对于涉及经济命脉、国计民生的金融、军工、尖端技术、资源、重工业当然应该理直气壮地垄断。但有些行业是“伪垄断”，或者说根本不需要垄断的行业，却一直被垄断着，比如烟草、盐业。

　　烟草业的工资水平不用说了，充分竞争的行业根本没法比。我们不妨拿军工与烟草相比，相信前者的工资水平仍然不及后者高，但无论是对国家的重要程度还是其中的技术含量，烟草都不能与军工相提并论。但为什么烟草能够获得暴利呢？因为烟草利用了垄断向消费者漫天要价，比如10元一包的烟，成本是多少？毛利率、净利润率又是多少？不用算。盐的成本大约四五百元一吨，可一斤盐卖多少钱？须知，烟卷和盐都是易耗消费品，细水长流地一算，老百姓掏的钱可海了去了。

　　但军工不行，国家统一采购，企业不可能漫天要价。所以，做导弹的不如做烟卷的赚钱多。

　　或许有人会论及烟草、盐业关系到国计民生，恕咱水平低，看不出来。封建社会对盐茶的垄断，是因为那是统治者的主要财政收入，而现在烟草、盐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占多大比例？要说关涉人民生命健康吧，为什么医药、畜牧、饮食能够放开？那玩意儿比医药还重要？

　　“伪垄断”挤压了草根经济的生存空间，影响了就业机会的提供，更影响了社会总财富的增加，一部分人以国家的名义垄断，财富快速膨胀起来，但并不等于每一个垄断行业中的人都得到了丰厚的待遇，比如整天“面朝海水背朝天”的盐业工人能挣多少钱？

　　李逵喝酒吃肉，因为人家有本事，如果李鬼也吃香喝辣，那就说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