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达志 　　深圳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就总部集聚机遇而言，CEPA进一步巩固了香港作为珠江三角洲经济中心和深圳作为副中心的作用，奠定了深港经济一体化的政策基础并明晰了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路径选择。CEPA出台一年后，跨国公司在香港设立的机构创出新高。根据香港统计处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年，驻港地区总部共有1167家，驻港地区办事处共有2631家，分别比上年增长6.28%和4.77%。由于总部经济所具有的辐射性、共赢性特征，将使深圳进一步面对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自我提升，进一步抓住引进跨国公司的总部和区域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的新的发展机遇。可见深港将有机会形成新的集聚效应与跨国公司投资的蜂拥效应，成为跨国公司对华投资更大规模的集聚地和营商中心，并使得香港与深圳能够进一步互动式发展。

　　在战略叠加机遇方面，中国与东盟、东亚的一体化进程是国家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麦肯锡的一项研究，一旦东盟成为一个经济共同体，整个区域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 10% ，商业运作成本将减少 20% ，这意味着东盟整体国内生产总值将会每年增加 500 亿美元，加上中国则成为世界除欧、美之外的第三大一体化联合体。因此，促成欧、亚、美三足鼎立的相对稳定态势，通过经济、科技、政治、军事的多极化来赢得世界性的和平与发展，同时发展与东盟和东亚的经济合作又是深港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走出去的必要内容，从而实现国家安全战略和地区发展战略的叠加效应。

　　若CEPA 、PECO（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和 CAFTA（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三大战略形成叠加之势，将形成学术界所称之的“C-P-C通道”经济。2005年1月，深圳发布的《深圳市融入泛珠江三角洲区域合作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深港合作圈”与深港经济合作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因此，深港两地政府如果形成合力，共同依托内地、走进东盟，推动企业拓展更大的市场空间，便能赢得在“共同市场”格局下经济与产业的溢出效应。

　　再看空间布局机遇，当泛珠江三角洲以相当于南中国的地理区位与东盟十国的一体化连接，使得香港、深圳地区成为一个新的、实际的、地理空间的几何中央节点，这对于具有地缘意义的经济发展、金融开放、引进输出、资源配置、流量经济和物流布局均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广东与周边八省，人口达 4.5 亿，占全国的 34.76% ，再加上港澳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同时，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使东盟向中国的投资增加48%，使东盟的GDP增加0.9个百分点；使中国向东盟的出口增加55%，GDP增加0.2个百分点。同时，中国对东盟国家的投资会大大增加。

　　当深、港与珠三角地区成为一个新的地理空间的中央节点，作为一个重新组合、辐射内外的城市群，其经济总量与吞吐能量将成为当代中国的第一经济增长极，深港经济与产业的发展、产品与技术的输出，不仅能够寻觅到新的市场与商机，而且将又一次赢得巨大的空间扩散效应。而这一切，都需要政府更加明确的区域经济、产业经济的正确导向和政策支持。

　　如果说，当年建立经济特区等是打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当前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在共同市场格局下实现与香港的一体化连接，就意味着打破传统的封闭体制，建立更加对外开放的国际化体制。生产力的国际化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国际化变革，因此，在打破传统的封闭体制建立更加开放的国际性体制方面，任何走在改革前沿的城市和地区必将赢得更多的发展机遇和制度性效益。

　　推进“深港一体化”是双赢的，推进的力度越大，效果就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