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 　　部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学博士

　　1、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足够重视，创新热浪能够出现吗？

　　中央政府对自主创新的重视是处于全局的考虑，是处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忧虑而提出的，但最终这个问题能否得到解决还取决于企业是否重视，科研院校是否重视，甚至全社会是否重视。虽然我们感到庆幸的是，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到媒体、学术界和地方政府的亲睐，但令我们颇感不解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设多年，为什么创新发展没有由微观主体提出来，似乎只有中央政府感到焦急，其他微观主体并没有感到紧迫。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发展思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也许可以取得突破性的成绩，但在一个追求竞争和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这样的发展思路还能够取得实质的突破吗？

　　2、行为主体之间目标的不同，最终能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吗？

　　如果创新本身不能够带来较高的利润回报，企业是没有动力去创新的。但一个内在的矛盾是：一项创新行为的发生、开展，及至获得回报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如果国有企业的长官任命制度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他是不会、也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的。反过来，政府领导的任期也是有时间限制的，对于企业创新效果的漫长等待，需要政府领导具有很强的忍耐力。而这一点，在创新政绩观的驱动下，能够保持得住吗？显然，这是一件不可强求的事情。最终的结果，也只能依靠领导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来维持了。

　　3、现在对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手段主要诉求于激励政策的实施，这种激励政策究竟能够走多远？

　　一个显见的问题是：许多地方决策者都在期盼着中央政府能够给予多少的资金支持，而许多地方性企业也在期待着当地政府的资金支持。我们不可否认，高强度的激励政策可以带来暂时的效果，但有两点要注意：一是以资金支持为导向的政策，其实施的持久性和持续能力真的会带来强大的效果吗？二是如果资金支持力量降低下来，企业还能否自觉地开展创新活动吗？

　　4、在急功近利的目标驱使下，战略规划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吗？

　　当创新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时，当地方政府都把创新作为一件可以炫耀的事情时，也许创新发展观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导力量。但它也可能产生另外一个极端，那就是：急功近利的特性促使创新行为和创新成果脱离了自身的能力基础，创新泡沫和创新幻觉开始涌现，而这些不仅不会提升创新能力，相反还会把整个社会带入到“创新浮夸”的不良风气之中。对此，现有的战略规划和政策设计中似乎并没有一个前瞻性的应急制度安排。

　　5、在原有体制架构下，创新能力能得到显著提高吗？

　　人的行为总是制度环境的变量，离开了特定的环境，人的行为将出现显著的异化，这对于创新主体的创新行为也不例外。从当前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趋势来看，创新已不再局限于技术领域，它涉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等多种领域，甚至创意也是广义创新的一个内容。由此出发，笔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创新更加强调宽松的体制环境和自由的创新氛围，提高创新主体的自由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已经成为新一轮全球创新竞争浪潮的制胜法宝。然而，中国长期改革发展的结果，并没有完全打破“官本位”，“长官意识”，它们还在很大的范围内存在，这将不利于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正所谓：“创新未动，体制先行”，能否实现体制的率先突破将成为推动创新能力提升的首要前提。

　　6、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评估指标？

　　在研究驱动创新的对策时，学术界和政府总是拿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创新指标作为对比，并从中找出本地区在创新能力上的差距。这种方式看似既直观又有效的分析思路，被迅速地在各地推广开来。甚有独创者，自己编制一些指标来评估和检测。笔者认为：这在理论研究上也许并无错处，但把它应用到实践过程中，未免过于草率。一方面，各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和发展特点各异，以同样的指标衡量比较，缺乏说服力。另一方面，创新能力是一个内生变量，政策考虑的应当是如何提高创新内生化的力度，而现有的指标评价只是把创新作为一个外生变量来看待，这种颠倒研究目标性质的思路，是很难制订出适宜于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差异化创新对策的，结果只能是各地区创新思路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