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经济学博士

　　从表象上看，中国音像集体管理协会、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与他们宣称的最终受益者歌星应该为块“馅饼”偷着乐。两大协会不再像从前那样整天闲坐办公室，而是数着大把大把的钞票。虽谈不上全部的剩余控制权，但怎么也有一部分吧！而歌星呢？很有可能由于火爆的点击率而一夜暴富。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画饼充饥”的理想状态而已，背后留有众多的悬念，比如全国统一收费标准如何制定、20％的管理费是否合理等，都还需假以时日才能厘清。且不说这些收费规则的繁琐，光是20亿“画饼”就已让文化部和国家版权局深深扎入到激烈的利益与权力漩涡之中。

　　最按耐不住的是歌厅老板，虽然这些收费计划还远远没有实施，但这些老板心里早已盘算起如何利用这次机会好好地赚一把。在这一游戏开始的时候，全国各大娱乐公司都纷纷表示不会因为此收费政策涨价。管理协会也表示，即使涨价也只不过是几毛钱的玩意，根本谈不上飞涨。不过，这些只是烟雾弹而已。北京钱柜已暗渡陈仓，价格悄悄地上涨了50％，细心的读者一定能发现：歌厅此时涨价是最为轻松的，所有的舆论都已经被吸引到政府管理部门和那些看似“含冤受屈”的歌星身上。稍早时候，各大银行的跨行查询收费就因为公众的强大舆论压力而举棋不定，但此时歌厅涨价的公众舆论压力恰好被政府职能机构的标准之争化解。歌厅老板心中自然窃笑，暗暗为接下去的涨价做着准备。

　　“几家欢乐，几家愁”。一场游戏注定是要有输有赢的。有了卡拉OK歌厅的“偷笑”、管理协会的“冷笑”，也自然会有最大的输家。最哭笑不得的还是那些处于相对弱势的消费者。尽管他们是这场游戏数量最庞大的群体，但因为没有共同的利益，也没有诉苦的渠道，只能忍受圈钱的切肤之痛。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如果在这种博弈过程中形成一种共识性目标，那么这一分散性的利益集团可能会形成一股不可估量的力量直接影响政策决定。我总觉得，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在长期社会博弈过程中形成的共识性目标和经验格外稀缺。或许这回收费圈钱正是形成共识性目标和经验的良好契机。最让人担心的还是强势集团有可能在共识性目标和经验形成之前将其扼杀。

　　如今，谁也不会否认转型中的中国正处于改革发展的深水区，很多的社会经济政策在此时此刻都需要重新的调整和发展，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微观领域，到收入分配制度的宏观领域都是如此。政府的这些改革初衷是希望能在和谐的社会结构中得到深度的发展，但我们却常常看到这些政策不仅没有得到原有的效果，反而偏向了相反的方向。卡拉OK收费就是一个显例。它本意是试图利用日益完善的现代管理技术来弥补改革初期对音像制品的知识产权规范管理，从而进一步促进中国的知识技术创新，也想通过这一政策来调整社会日益尖锐的财富分配水平。不料，偷笑的恰恰是当初希望管制的歌厅老板，他们通过不同的市场转嫁方式将得到比原先更多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