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兰妮简介 傅兰妮女士自2001年12月起担任世界银行副行长。 1992年加入世界银行的傅兰妮被公认为是一位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战略规划方面的重要专家,先后作为交通经济学专家任职于世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和南亚地区、世行发展经济学部研究员,并在1997年至2000年期间担任南亚基础实施局局长。 傅兰妮拥有麻省理工学院交通硕士学位和基础设施体系博士学位,在加入世行之前,曾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的建筑研究与教育中心和城市规划系。 目前,傅兰妮还负责主管世界银行学院。2004年,傅兰妮成功地领导世界银行学院完成了上海全球扶贫大会的组织筹备工作。此前曾任世界银行行长办公室主任一职,负责全面监督、指导世行员工的工作以及协调行长办公室与其他部门的工作。(朱周良) 世行副行长傅兰妮 本报记者 朱周良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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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世界银行副行长傅兰妮女士 □本报记者 朱周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本周通过了号称60年来最大的一次改革:提高中国等四国的投票权。作为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出生”的IMF“孪生姊妹”,世界银行却并未在刚刚结束的年会上表露任何要改革的意思。然而,面对各界对于IMF和世行跟不上国际经济形势发展的呼声,世行能够充耳不闻吗?在新时期,世行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正巧,世界银行副行长傅兰妮女士(Frannie Leautier)本周正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出席该行联合主办的“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2006年双年度论坛”,在会议间隙,记者就世行改革以及其他热点话题对她进行了专访。
视改革进程决定是否跟进
“世界银行将密切关注IMF改革的后续影响,以决定我们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以及是否需要跟进。”谈起IMF的改革,傅兰妮这样说道。
对于世行面临的改革压力,傅兰妮并不回避。她介绍说,世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当时的主要目的是重建欧洲。“我们的第一笔贷款就是给了法国,他们现在已经发展得很好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最初的使命已经完成。”
在完成欧洲重建的任务后,世行开始思考,是就此散伙,还是改变最初的宗旨。“后来,我们逐渐意识到,现在国际社会的主要问题已从重建转向发展,于是,我们也开始转而致力于促进发展和消除贫困等,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
“对于IMF通过最新的改革举措,我们的行长表示非常欢迎,我们将密切关注这些改革的后续影响。”傅兰妮说。不过,她也指出,就世行而言,投票权的作用并非那么明显。
“在过去的10到15年间,世界银行的成员们基本上都是通过协商的方式作出决策,在我记忆里,一个国家的具体投票权似乎没有太大影响,没有太多决定是通过计算投票的方式来实现的。”
光靠汇率不能确保经济健康发展
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傅兰妮表示,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庞大,也很复杂,仅靠汇率改革不足以确保经济顺利发展。
“这个问题已经谈论了很多,我相信中国政府已经在提高汇率灵活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傅兰妮说,“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像中国这样庞大的经济体,采取一些适当的货币以及行政的手段来确保经济正常运行或许是有必要的。”
对于中国经济的总体状况和前景,世界银行还是相当乐观的。
在不久前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中,世行就指出,中国经济前景依然良好,不会全面过热,但中国应进一步推动经济协调发展。
出于对投资增长过快的担忧,中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降温措施,包括紧缩银根及限制房地产投资等。对此,世行认为,由于产能扩大与需求增长仍大致同步、通胀水平较低且经常账户存在盈余,中国经济不会全面过热。
而从外部看,美国经济下滑超出预期,全球不平衡的无序调整仍是主要风险。
世行的经济学家指出,中国下一步的经济重心应是采取一揽子政策措施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如刺激内需、提高投资效率以及推进体制改革等。
对中国援助重在基础设施
曾经有人担心,在西方世界惊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去年经历了行长换届的世行还会不会一如既往地对仍在发展之中的中国给予足够支持。傅兰妮为记者解开了这个疑问。
这位已在世行工作了24年之久的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博士介绍说,从1980年中国加入世行以来,世行就一直在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迄今我们共向中国提供了共计400亿美元的援助,涉及270个项目。
去年6月新上任的世行行长沃尔福威茨今年初也表示:“帮助中国改善治理,强化经济,管理好资源和环境,不仅对于中国人民是重要的,对于全世界人民也是重要的。”
“我们的新行长本人对于基础设施建设非常关注,因此今后我们对中国的贷款将更多投向基础设施领域。”傅兰妮说。
“在对中国的贷款中,有相当一部分投向了西部地区,主要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供水项目,当然,我们也帮助像重庆这样的西部城市解决一些在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包括环保、交通以及能源等等。”
世行执行董事会最近批准了世行集团未来5年对华合作战略的总体目标,即帮助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减少贫困与不平等现象,应对资源短缺和环境挑战,加强金融部门建设,改善公共部门和市场制度。
世行介绍,预计今后该行每年向中国提供的贷款额最高可达15亿美元,而据傅兰妮透露,其中75%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另外,有约70%投向较贫困的内陆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