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生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作为重振雄风的大国需要对现代化之路作历史反思

　　主持人：燕生，你好。我们大概有一年多没见面聊了。今天想谈一些与外贸有关的问题。之所以选外贸这个切口，一则因为近几个月的外贸形势依然不错，对GDP的贡献依然很大。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外需依存度依然很高；二则因为我们的外汇储备很高、增长很快，估计到10月份可能就跃过万亿美元大关了，与此同时本币的升值压力又越来越大；三则因为还有两个多月，我们就到了加入WTO的五年承诺期，现在情况怎样，需要作一些反思。

　　我想，我们只是以外贸，或者更大一点，以外向型经济作为谈话的切入点，重点谈一谈经过28年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经济现在面临问题，特别是下一步经济发展应该走什么样道路的问题。因为对这28年所取得的经济社会巨大进步，大家是有目共睹、不用赘言。对我们这样一个无论从总量还是从结构、规模以及全球影响力看，都是任何小经济体无法比拟的大国，下一步将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社会方方面面都非常关注。

　　这里，我想特别提一下的是，大概从去年初或者更早一点，在经济界就出现了反思经济发展道路的声音。而从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近两年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些治国方略的不同提法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有深化发展的含义？有扬弃的含义？是不是表明，经过将近30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基础、国民状态、科技环境，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条件等等，都有了极大变化，我们需要用历史的眼光，对我们的发展道路作历史性反思，需要站在新的高度上调整我们的社会愿景？

　　张燕生：你们问了几个非常重要，但又是很大的问题。现在，无论从发展阶段，还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看，都有必要问这些具有历史意味、甚至哲学意味的问题，需要做深刻的历史反思。可喜的是，现在的反思与28年前的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是自信的、有基础的、有更高境界、更宽阔的视野、更长久的谋略、更广博胸怀的反思。

　　从历史数据看，中国在1820年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但是从1840年开始即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到后来的甲午海战、到八国联军等等，一连串的败绩，使中国从世界上最强大和富有的国家变成了纸老虎，被抽空了。伴随着巨额的赔偿，资源的快速流失，以及长达上百年的折腾，导致中国变得更加虚弱，人民变成东亚病夫，颜面尽失。在从农耕经济社会到工业经济社会的历史性转折进程中，我们落后了。

　　1949年后，中国想重振中华民族精神，就模仿前苏联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实践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选择了一条内向型的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和道路。通过全体人民的艰苦奋斗，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化体系。其优点是确实推动了经济的起飞和发展，但在当时非常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走这样一条内向型发展道路，其缺点是与国际社会或世界发展的距离越来越大，与世界科技与经济进步的隔离越来越严重，偏离了世界发展的主航道。加上其他社会政治原因，中国人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并没有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

　　因此，从1978年开始到今天，28年改革开放的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是始终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并选择了一条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和道路，以缩小我们与世界的距离。

　　现在，回过头来观察，这28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核心任务是通过引入外来竞争压力，吸收国外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先进技术、知识、观念，促进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不断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使得我们尽快地缩小与国际间的差距。这28年所取得的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是大家都已经亲自感受到的，明摆着的。特别是我们搞的外向型经济，搞的经济特区、沿海发展战略，成为整个国家乃至各地、各行业的体制、观念和增长方式转变的窗口和桥梁。很多地方是基于当时的经济实力和技术条件，学习了一些小经济体如东南亚地区发展经济的一些做法，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现在，我国已是世界上第三贸易大国，第四经济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第一大外资引进国。贯穿着发展是硬道理这条主线，我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是非常明显的。

　　现在，28年后的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可以说已经到了能够脚踏实地重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雄风的时候了。作为一个有全球视野和负责任的大国，现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参与国际交流的问题，而是要从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样一个角度出发，去考虑中国和世界相互联系的问题。

　　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包括引起大家广泛争议的发展道路、增长方式和政策导向等问题，也就是说，能否使中国在未来30年内能够像1820年时那样成为世界强国的命题。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已经不能再像28年前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模仿小经济体出口导向型的模式来发展经济，搞那种“一切为了出口”和竞相引进外资而忽视内需、内资、内企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当然，有句话说，“存在就是合理的”，我们可以改一改，“存在总是有原因的”。我觉得，过去28年所有的学习都是有理由的。但是，对于过去28年所取得的成绩我们要总结，要反思。但反思决不是否定过去，而是一种“扬弃”。我们现在做深刻的反思，对下一步改革是有意义的，但这决没有否定任何人的意思，不是对改革开放的一切都抛弃，而是针对下一步改革中需要保持或克服的东西进行反思。这是我们向更高层次迈进必须要做的功课。

　　下一步改革成败的关键在政府功能定位与职能转变

　　主持人：那么，具体来讲，下一步改革将面临怎样的问题？需要作哪些反思？改革的重点是什么？关键在哪里？

　　张燕生：正像你们刚才所说的，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到这两年先后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发展理念、国家战略和激励机制也在不断升华丰富。就我们的观察和研究，现在很关键、很现实的一点是，政府的定位和职能转变。

　　据我们的观察，现在，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基本性质决定的重要指标，一些涉及城乡公共服务的发展指标，过去的发展相对滞后，如基础教育、公共卫生保健、基本需要、城乡差距和社会公平等。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经济建设指标不好，但公共服务的指标是比较好的，如赤脚医生、公共广播网、社会治安等。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经济建设指标发展得很好，但公共服务指标的发展不理想。这体现在科学、教育、卫生，社会公平等等方面。还有宏观经济发展指标不错，但其他的一些发展指标，如生态环境、社会责任、能源资源节约、竞争秩序和食品药品安全等指标不匹配。

　　举个例子，你发现没有，现在各地政府的大楼都盖得非常好，而一些公共服务的设施则相对落后。为什么？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经济建设是有经济利益的，地方政府搞经济建设是包含经济利益动机在里面的，但公共服务就不同了，除了公共投资和公共项目涉及资源投向和直接利益分配以外，公共服务的付出一般要远远大于眼前利益，要帮助穷人、落后地区和贫困家庭等等。利益取向是不同的。那么，如何解决这种利益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在利益获得与付出之间，如何平衡？这里，激励机制与政策导向非常重要。而公共服务大体上是公共的责任和社会的责任，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变成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矛盾涉及到政府的角色与功能定位下一步怎么来调整的问题。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怎么来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性质（社会性质）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职能，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这方面怎么来搞，其实，道理上非常清楚，但如何实践、如何去做，却是个很棘手的事。现在的关键不是有没有认识到这些问题，而是在认识了这些问题之后，怎么做才行，这是下一步经济改革面临的重点之一。

　　还有一个腐败问题，也与此相关。这也是一个社会各方高度关注的问题。我们说，政府如果逐步从经济建设领域中退出来，或者从一些纯私人物品和可以交给企业和市场完成的准公共物品领域中退出来，那么腐败或以权谋私的机会就会少许多。这些问题怎么解决，非常重要。包括国家现在提倡的科学发展观也是这样。例如，现在我们讲，不能以GDP导向，而要倡导绿色GDP等，问题是如何才能实现绿色GDP。事情没那么简单。

　　从目前的情况看，政府把更多的经济建设责任交给企业和市场来担当，政府承担更多维护国家安全、完善法治建设、提供公共物品、进行宏观调控的责任，是下一步政府改革和职能转变的重点。另一方面，根据中央和地方之间现在的财权与事权划分情况，你要叫地方政府不搞GDP导向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当地方政府的财权有限但事权很多，而且事权还直接关系到老百性的生活时，它肯定会千万百计地去搞财权收入，搞GDP导向，搞业绩工程。这就会增加环境、生态等压力。说到底，这还是个政府的职能与定位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很难办。因此，这是现阶段必须要花大力气解决的艰难课题。

　　入世5年现在面临着比以往更复杂艰巨的难题

　　主持人：我觉得刚才的谈话气氛很有意思。谈到重振大国雄风时很兴奋，谈到转变政府职能时有忧色。我想，还有一个问题，你怎么看？那就是如何评价中国加入WTO以来的经济表现，或者说入世5年对中国经济有什么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另外，如果我们对入世作一次反思，那么现在面临着怎样的问题？

　　张燕生：真快啊，加入WTO快5年了。总的来说，我们经受住了加入WTO的冲击与影响，目前来看，如果要对加入WTO后的利弊影响作一简要评价，那么可以说是“利明显大于弊”。得出这个看法是有数据支持的。从2001年以来中国的各项指标看，应该讲都走得非常好。尤其是2001年全球经济处于衰退期，中国经济也走得很好，这很不容易。而我们得出上面的判断，也包括全球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和国际经济组织都对中国加入WTO后的预期持十分乐观的态度。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加入WTO后也存在着一些新出现的、比原先预想的要复杂得多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加入WTO后，我们越来越感觉到，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以及严格实施我们所承诺市场开放的各项条件，这种承诺所产生的市场冲击，如进口商品数量的冲击，可能远远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我们愈来愈感觉到问题的主要方面是我们实施一些承诺，如何进一步完善法制、建立健全应对加入WTO后过渡期的体制和机制方面的难度，远远大于预期。也就是说，真正的挑战还是在制度、机制、环境转变这些方面，也包括如何在开放过程中学会运用国际规则来充分保护和发展自己等方面。我们在这些方面受到的冲击，要大于预期。

　　第二个问题是，开放以后，外资并购和进入的竞争压力，对我们在继续保持开放竞争的同时，如何维护国家利益的难度，要远远大于预期。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全球出现了并购热潮。但那时候，中国并没有出现相应的跨国并购热潮引资仍以绿地投资为主，而在21世纪的头10年内，也就是说现在，全球跨国并购处于一个平稳发展状态，而中国却出现了跨国并购浪潮。并购浪潮涉及到我们重要的装备制造业、金融业，包括银行，保险、投资基金和券商等，使我们面临了很大的挑战。

　　一方面，这涉及到国家的经济安全和利益问题；另一方面，还涉及到我们继续开放竞争或深层次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现在问题是，如何把握好这个度。这个难度远远大于我们的预期。因为，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对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有关规则，规则的执行程序、监督和调整的机制等存在严重缺位。因此，这个度怎么把握？如果将国家安全和利益强调得过度，那么就会削弱市场竞争机制和对外开放的作用。如果不是这样，又该怎么做呢？

　　第三个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和经济摩擦的外部压力，这种压力导致我们经济结构转型的难度要远远大于我们的预期。有研究表明，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货币升值的时候，其人均GDP是美国的60%，我国台湾在货币升值的时候，人均收入的水平是美国的20%，而2005年中国大陆地区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3.6%。也就是说，在经济赶超早期，我们就面临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了。

　　还有，从国际贸易摩擦来讲，也是这样的。日本对美国的贸易摩擦，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当时日本经济发展水平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日本与美国发生贸易摩擦的产品主要是汽车、半导体和钢铁等。而中国则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在箱包、鞋子和服装、家具、彩电等，也就是说，在跟美国的经济结构完全是互补性而不是竞争性的情况下，发生了贸易摩擦。因此，中国对美国的生产和服务只在需求端产生影响，并没有在供给端产生很大的影响或冲击。

　　现在在这种完全是互补性而不是竞争性结构的情况下，我们就与美国发生了贸易摩擦，那么下一步我们的经济结构升级转型，在越来越多竞争性领域和美国产品发生摩擦时又将是怎样的局面呢？显然，先不用往后想，由于这么早就出现了摩擦，那么我们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难度肯定会进一步加大。也就是说，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与美国真正意义上的贸易摩擦其实还没有开始，一旦中国与美国从互补性结构转向竞争性结构的时候，中国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或贸易冲击才可能真正开始。

　　第四个问题是，在资源硬约束和体制基础与设施薄弱的“软”约束下，加快增长方式转变的难度要远远大于预期。能源、资源的硬约束要求我们必须走节约性社会和节约型技术的发展道路。然而，当能源和资源价格处于高要素价格时，你来提倡节约型技术和节约型社会还可以，当油价和资源价格是降低时，比如，如果油价跌到本轮上涨前的20多美元时，还要不要搞节约型的社会和技术？

　　既然是硬约束，唯一的选择是，无论油价或资源价格是高还是低，都必须要厉行节约。在这种情况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体制机制和要求要远远大于我们的预期，包括“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单位GDP能耗要降低20%，这种指标目前实现十分困难。要实施节能优先战略，调整要素价格是一个方面，唤醒全民的节约意识，转变贸易和整个经济增长方式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从上到下，不管有钱无钱或资源贵贱，都不能浪费，都没有浪费的任何理由。

　　第五个问题是，从“引进来”境外技术、管理和人才到“本地化”的创新能力、品牌价值和营销渠道，再到“走出去”建立全球市场网络、资源供应地及境外加工体系的难度远远大于预期。

　　大家明白，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初受周边小经济体的影响比较大，比如受东南亚一些国家或地区经济起飞模式的影响比较多。当时，虽然你是人口大国，但不是经济大国。但发展到一定程度，继续模仿其他小经济体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就会产生许多问题。例如，为什么中部崛不起来？原因之一是因为沿海的发展把中部的各种资源抽空了，它怎么能起来？

　　现在，要对开放的政策进行反思，要作根本性的反思，否则很难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包括长三角、珠三角一些地方经济的发展方式，其实走的还是政府营造一个好的政策环境，政府对外资提供好的服务，然后依靠外资拉动、依靠加工贸易、出口来拉动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以及付出多大的机会成本问题，值得研究。

　　现在，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不能也没有必要再走小经济体发展的老路了。因为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禀赋不同，结构性特征十分多样化，也有经济发展的纵深，已经有条件走出一条自己全新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中国人口众多，需求结构丰富，只要在内需上下功夫，完全有可能在未来30到50年内成为举足轻重的世界强国。

　　●现在，无论从发展阶段，还是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看，都有必要问一些具有历史意味、甚至哲学意味的问题，需要做深刻的历史反思。可喜的是，现在的反思与28年前的完全不同了。我们可以说已经到了能够脚踏实地地重振中国作为世界大国雄风的时候了。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现在要从大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这样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不能再像28年前模仿小经济体出口导向型的模式来发展经济。

　　●据观察，现在凡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指标，凡是公共服务性的指标，都是比较落后的。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的经济建设指标不好，但公共服务指标是好的；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经济建设指标很好，但公共服务指标不理想。这体现在科学、教育、卫生，社会公平等等方面。还有宏观指标不错，但与经济建设相关的其他指标，如环境、社会服务等指标不匹配。为什么？很关键、很现实的一点，与政府的角色定位与职能转变有关。

　　●加入WTO快5年了。如果要对加入WTO后的利弊作简要评价，那么可以说是“利大于弊”。得出这个看法是有数据支持的。从2001年以来中国的各项指标看，应该讲都走得非常好。尤其是2001年全球经济处于衰退期，中国经济也走得很好，这很不容易。而我们得出上面的判断，也包括全球，特别是主要经济体和经济组织对中国加入WTO后的乐观预期。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加入WTO后也存在着一些新出现的、比原先预想要复杂得多的艰巨问题。具体来讲，至少有五大难题需要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看点

　　■编余

　　尽管“十一”长假就要临近了，我们还是因为一些困扰人心的问题停不下来，登上了去北京的飞机，展开与多位专家的对话。什么问题呢？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发展道路与走向问题。核心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文明一起抓，到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这些不同提法意味着什么？我们只是从经济的角度，从投资界关心的角度来提出相关问题。因为对投资界来讲，没有比大政方针的变化更值得关心的内容了，它直接关系着投资成败，特别是大机构、大资金投资成败的根基。

　　我们做这样的对话，另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近两年来，经济界出现了一些反思经济发展道路的声音。有时候争辩之声还比较大。在改革开放摸索了28年的今天，出现这种反思是很正常的。但是反思什么，怎么反思，又是有讲究的。从我们与燕生所长的对话中，我们感受到一种自信、对情况的了解和对问题的洞察，特别是用历史的眼光，从哲学的高度看问题，让我们对这样的探索持乐观态度。因为，中国现在太需要有历史、文化、社会的眼光，来看待经济问题的专家了。

　　这次与燕生所长的对话虽然时间比较短，但我们还是有比较深入的探讨。相信燕生君的此番见解，会引起读者的关注。

　　———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