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 实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博士

　　这是笔者最喜欢的经济笑话之一。必须承认，弗里德曼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和爱妻施瓦茨曾有过一句“名言”：“货币”并非像美洲大陆那样有待我们去发现的现存的某种事物，它不过是一个有待我们去发明的不确定的科学构成物，就像是物理学中的“长度”、“温度”或者“力”。在先得出“货币对经济的极端重要性”的结论基础上，弗里德曼才展开了自己独到的货币分析。以至于经济学家托宾不得不在《历史的货币诠释》中说：“有时弗里德曼和他的追随者们似乎会说：‘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货币，但不管它是什么，它的存量应该稳定地以每年3%至4%的速度增长’”。

　　在普通人看来，这是多么赤裸裸的“强盗逻辑”、“强势理论”啊，但这并不能妨碍经济学教众对弗里德曼精致理论的推崇和敬仰，瑞典皇家科学院也顶着智利民众游行反对的巨大压力，毫不犹豫地将1976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他。当然，怀疑弗里德曼的理论贡献是幼稚或者无知的，举出这样的例子，笔者只是想引入一种理论分析的“实用主义”范式。实际上，这种“实用主义”正在各个领域悄然渗透，以至于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某些“强势词汇”不求甚解、或是肆意放大的使用，比如说“均衡”。

　　就像以前流行“供求”、“市场”、“制度”一样，“均衡”也是个时尚词汇，在理论文献、新闻报道、政策宣讲、分析评论之中“均衡”二字随处可见。对“均衡”趋之若鹜的偏爱源自于其理论与实践中的巨大张力，正如米尔盖特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词条“Equilibrium: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中写的，均衡分析是经济学得以鼓吹自己“科学性”的一个基础。更可怕的是，“均衡”意味着所有与之相左的概念或现象都是“不均衡”的，这实际上让实用主义者找到了一个舍我其谁的理论基点。

　　利率、汇率、经济增长，这些普通的经济变量如果被冠之于“均衡”的前缀，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经济意义，“均衡”潜在包含的主观优越性意味着对“均衡”的趋近才是符合经济理性，而所有对“均衡”的偏离都是紊乱无序的。这就好比一块普通的玉石，在经过得道高人点化开光之后，总是会散发出无形的灼灼光辉。但遗憾的是，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点化开光玉石的也许是凡夫俗子，而给经济变量冠之于“均衡”的也大多不是先知先觉的经济先知。于是乎，“均衡”概念的使用就像原来秀水街上的商品一样良莠不齐。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同经济学者运用不同经济模型，或是不同计量方法，总是能给出“均衡汇率”大相径庭的取值，就算是同一个经济模型，稍微改动下经济假设或是变量选取，也可能得到相去甚远的最终结论。但每一个结论都戴着“均衡”的闪亮光环对舆论走向、政策选取、预期变化施加着深远影响，这似乎构成了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源泉。

　　其实，某些实用主义者在言必称“均衡”之时，并不真正了解均衡的含义，或者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也许弗里德曼式的判词很适用于他们：“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均衡，但不管它是什么，利率、汇率、经济增长必须达到均衡水平”。这种实用主义背后若隐若现的粗枝大叶与孤芳自赏多少有些让人心存忐忑。

　　如此这般的“均衡”实用主义化似乎应该归罪于凯恩斯。如果我们就“经济均衡”的思想脉络来追根溯源，那么在源头斯密那里，均衡作为一种潜在的“自然条件”，与“看不见的手”一样不过是由“自然”或是“上帝”决定的东西。而随后瓦尔拉斯、德布鲁、阿罗对“一般均衡”的数理化描述和讨论则像是用抽象语言论证了“上帝”的存在。但到了凯恩斯这里，“中间性均衡”、“移动均衡”概念的提出彻底颠覆了传统“均衡”观的神秘主义，通过潜在引入和区分长期均衡和短期均衡、主观均衡和客观均衡、静态均衡和动态均衡、绝对均衡和相对均衡，凯恩斯甚至可以按照理论或是现实需要将“均衡”揉捏成各种形状，在这里，凯恩斯将自己幻化成了“上帝”，“均衡”作为思想利器在政策需要变更中不断变换着经济内涵。

　　可惜的是，“一个什么都能解释的理论也许什么都解释不了”，幻化后的“均衡”已经失去了均衡的原意：康德所言先验存在的内在和谐与秩序，黑格尔所言的不一致事物中的一致性，以及孔子所言的“和而不同”中的“天人合一”。但这种幻化由于经济学“科学”门槛的存在而变得不易察觉。于是，在凯恩斯传统下大胆颠覆与随意扩大“均衡”定义内涵似乎已经成为局内人进行理论推销、政策正名的经典方式，毕竟没有打上“均衡”标签就像是老王卖瓜一般师出无名。而所有普通局外人都只能够在经济学复杂严谨的表述方式中面对大量存在的、似是而非的“均衡陷阱”。

　　那么，如何避免在“均衡陷阱”中茫然无措呢？电影《万能钥匙》给了我们些许启示：只要不相信巫术，巫术永远不会产生实际魔力。所以，还是尽量忽视“均衡”这个前缀吧，毕竟当经济学家在说“均衡”的时候，也许他不过是想让你相信他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