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也

　　据《楚天都市报》报道，为破一起“凶杀案”，湖北省长阳县公安局贴出悬赏公告：凡是给该案提供重大和有价值线索者，奖励现金1万元。一位司机提供的线索使该案水落石出，警方根据线索认定此案是自杀而非“他杀”，正是因为这个变化，万元线索奖陡打折为2000元。

　　这种事情并非首次发生。2003年9月29日，湖北省潜江市发生一起抢劫银行运钞车案，劫匪在两分钟内持枪杀害四人，抢走现金34．88万元、五四式手枪一把 。湖北省公安厅悬赏20万元破案，警方根据重要线索将劫匪谢先荣击毙，但在实际发放奖金时，20万元变成了6万元，警方解释说，因为这些线索虽然对破案有价值，但并不是直接有利于破案。

　　这些事件都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打击犯罪人人有责，公众有义务提供破案线索，不应过分看重经济利益，但是，既然警方作出了重金悬赏的承诺，就应当兑现。重金悬赏对警方来说，包含着诚信展示的成分。警方兑现了，人们以后还会积极与警方配合，警方失信了，人们就会失望。对于长期依靠公众打击犯罪的公安机关而言，失信于民不仅容易自毁形象，也容易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因而，不兑现承诺，这对警方来说，虽然节省了一点资金，但其失去的却是用再多几倍的资金也买不回来的诚信形象。

　　从法律角度来看，警方的做法也是非常不妥的。警方发出悬赏广告，实际上是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发出要约，而某人一旦提供了线索，完成了悬赏广告中指定的行为，就形成了债权债务关系，双方当事人受这种权利义务关系的约束，警方应当向提供线索的人提供约定的酬金。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都有明确规定。比如，《德国民法典》第657条规定：“通过公开通告，对完成某行为，特别是对产生结果的悬赏的人，负有向完成此行为的人支付报酬的义务，即使行为人完成该行为时，未考虑到此悬赏广告的，亦同。”

　　我国虽然对悬赏广告没有明确规定，但相关判例基本支持这一观点。1996年9月，莱阳市某公司经理王某将自己的皮包遗失，王某发出悬赏：“有拾到包者，愿酬谢人民币1万元；有提供线索者，愿酬谢人民币3000元。”董某拾得该皮包，要王某支付1.3万元，公安机关以敲诈勒索为由对董予以行政处罚。董某向莱阳市法院起诉，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发出寻物启事，明示了对捡到者的酬金数额，属内容合法的悬赏广告，应当履行；原告捡到包后又得知寻物启事的内容，即与被告联系并核对实物，是该广告的相对人，有权利享受酬金。双方就酬金数额的争论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范畴，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法院一审判决原告将拾得物归还被告，被告按约给付原告酬金1万元。

　　可见，警方悬赏打折，不仅是一种不诚信的行为，也涉嫌侵害提供线索的民众的权益。

　　毁诚信容易，重塑诚信却非常难。警方不诚信导致的损失，可能数倍于它所“节省”下来的那点资金。我们处在一个诚信薄弱的时代，诚信显得更加重要。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只有先有了诚信的政府，才会有诚信的民众和诚信的社会。无论是政府、有关部门还是司法机关，都应该诚信为先，这是我们重塑诚信的一个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