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研究生 　　专栏作者

　　这年头国内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学者越来越少。因为它不使用数学，也不涉及现实问题，所以几乎被剥夺了经济学的资格。何况多数学者追求“前沿”，那些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前的东西早就是过时了。

　　不过在亚马逊网站上看新书时，偶尔看到一本古怪英文书，它的名字叫做“Jingji Xue”。是的，不是“Economics”，而是“Jingji Xue”，作者是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教授特雷斯考特（Paul B. Trescott）,而且这本书确确实实是研究中国经济思想的。看介绍可以知道，作者试图宏观地研究1850年到1950年期间西方经济学传入中国的历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和严复是重点关注的几个对象。

　　既然经济学是门完全发源于西方的学科，中国人在1949年以前甚至“五四”以前又是如何开始学习和认识西方经济学的？据我所知，这类研究在国内几乎是空白，现在却要由一个在美国教了几十年经济学的退休老教授帮我们做功课，真是惭愧煞人了。

　　从纯粹经济学理论角度来判断，特雷斯考特的贡献也许算不上特别大。他是个过气了的宏观经济学家，更要命的是，他相信历史和制度分析。故而他的研究极少为经济学家注意，倒是以其广博和思维独特受到其他社会理论学者的推崇。

　　他近年最著名的研究当属1994年发表在《美国经济与社会杂志》上的那篇论文“亨利· 乔治、孙中山与中国：绝不仅是土地政策”。孙中山综合了马克思和亨利·乔治的土地理论，提出了“平均地权”思想，这是人所共知的。但特雷斯考特深入研究表明，两者的关系绝不只有借鉴土地观念那么简单。在上个世纪前几十年里，亨利·乔治在中国被普遍视作马克思以后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学者。很多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的最后一章通常不是马歇尔，更不是凯恩斯，而是亨利·乔治。

　　亨利·乔治是个立足于平民身份，不断抨击“坏”政府统治，试图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经济学家，贫弱的中国一直是他最喜欢举的例子。亨利·乔治认为中国病的关键在于政府的无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欺凌，而中国社会还存在着潜在的向好的可能，孙中山对这一点深表赞同。

　　特雷斯考特特别提醒我们注意一些长期被忽略的半理论化文献，在孙中山的部分档案里能时不时看到乔治的名字。在那个动荡年代，思想不仅影响思想，还直接影响政策，卷入政治。特雷斯考特的研究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孙中山思想的认识，这说明故纸堆里也是可以做出最前沿学问的。

　　国内的近代史研究，一方面资料发掘还远不够，一方面研究者缺乏相关的专业背景，不熟悉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的理论，自然就无法把这些重要人物的思想放在国际背景下进行考察。这一点我们从老到少的几代学者都得向特雷斯考特学习。他另外写过两篇论文，又演示了另一套研究方法。尽管文章最终还没有发表，但它们已在网络上广为流传，读过的人无不称奇。

　　一篇论文是研究凯恩斯经济学（特别是《通论》）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另一篇则研究20世纪40年代南开大学经济系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当然这两篇文章内部逻辑也有互相牵连的地方，毕竟南开是民国时期教授和传播凯恩斯理论最重要的基地。

　　特雷斯考特的考据文章让我们回想起许多久已忘却的名字。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南开已故老教授，被誉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之一的方显廷。在四大经济学家里，马寅初后来成为北大校长，并因“人口论”问题遭受迫害，事迹已广为人知。刘大钧一手奠定了中国的统计事业，何廉则参与设计了中国财政体制的基本框架。方显廷没有从政，影响较小。可他所做的大量工业史调查为后人留下一大批珍贵的原始材料，在今天看来，仍然拥有极高研究价值。

　　方显廷的研究活动代表了当时中国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形态。那时，不可能存在什么“书斋里的经济学”，也极少有简单的“教条主义”。方先生原来是耶鲁经济学博士，一回国，就和助手们义无反顾地深入到天津地毯业的工厂，了解生产制度，学习机器操作，和工人们沟通，取得对这个行业最直观的认识。离开工厂以后，又忙着整理材料，登记数据。最后才是回到书斋，用西方学到的经济理论分析这些数据，得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写出厚厚的研究专著。

　　中国一直缺乏真正的经济人才，至今仍是如此，所以方显廷这样的经济学家必须同时身兼社会调查、统计、资料整理和经济分析等多项工作。“守着一台打字机，终日不停地打”，当时的《大公报》这样描绘方显廷的生活。很多人觉得民国年代的经济学著作缺乏纯粹理论思考，实在是不了解当时学者生存状态之缘故。

　　特雷斯考特坚信思想与时代之关系。为了写那几篇中国经济思想史的文章，他不仅翻阅大量文本资料，还访谈了很多健在的老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很多老人也已经过去。特雷斯考特的工作还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现在再做恐怕已经晚了。

　　我们读书晚了，调查晚了，研究晚了。但如果我们再不动手，那就更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