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经济学家经常犯些错误。这不足为怪，因为经济学的理论是解释经验现象的，能出一个好的理论很不容易。只有那些可以被事实推翻但还没有推翻的理论才是好的理论。不过，要是经济学家犯了集体性的错误，或者说犯了一致性的错误，那就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了。回望过去的50年，经济学家在参与和面对那些主要的事件和现象时总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也真的没有犯下什么大的错误。战后以来，在欧洲重建、日本崛起、东亚奇迹、石油危机、拉美病的蔓延以及货币传染等事件上，经济学家的意见分歧常常让人难以置信。不管怎么说，对决策来说，意见的分歧和争议总比只有一种声音更重要、更可靠，而经济学家的参与和讨论给了政治家和实践家们一个多思、慎重和反思的机会。

　　但是，过去50年，似乎只有中国的崛起打破了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保持意见分歧的传统和记录。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可以在经济上这样地崛起。即使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农业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也还是找不到任何理论依据可以支持中国能够在经济上腾飞的理由。到了90年代，唱衰中国的就更是主流了。有意思的是，即使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持续了这么多年之后，经济学家的看法也很少改变。他们更倾向于把中国现象解释成短期的、不可持续的。他们总是在再寻找中国经济增长背后的问题和漏洞。经济学家的顽固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经济学家所犯的最典型的集体性错误莫过于5年前对中国入世所持的观点和预测了。当中国政府横下决心要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并做出一系列承诺的时候，经济学家对中国政府履行其承诺的能力表示根本的怀疑，就像他们不能相信中国经济会持续繁荣那样。然后是集体性地低估了入世给中国经济的正面影响。在经济学家内部，人们成立各种研究小组，获得来自政府和商业界的经费资助，对中国可以从入世中获得的好处纷纷进行估计和预测。即使那些最大胆的估计，也只是预测说，到2005年，中国贸易总额能达到6000亿美元的规模，就已是不得了的奇迹了。在5年前，这大概是最够大胆的预测，而且可以说几乎没有人会把这个预测当回事。即使中国政府自己，看起来也低估了自己的学习和应对的能力了。毕竟在2000年，中国的贸易总额不过只有3700亿美元，而且在1996年至2000年间，这个数字的变化几乎微不足道。

　　经济学家对中国入世后的贸易顺差的估计就更离谱了。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贸易顺差长期在200多亿美元上下徘徊。没有人在当时估计到中国的贸易顺差会在5年后剧增至1000亿美元以上并继续高走。今年前8个月，中国的贸易顺差已达946. 5亿美元，而且似乎很难看出达到这个规模的显而易见的理由。在这种“井喷现象”面前，经济学家再次汗颜。为什么总也不能正确估计中国发生变化的速度？总是严重低估在它背后实现这种变化的能力？我看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家在过去50年里基本上丢掉了像古典经济学家那样的高屋建瓴的传统和眼界。从美国开始主导世界经济一直到中国经济崛起之前的50多年里，世界上还没有过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和制度变迁事件。生活在欧美的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福利和社会保障的研究上，这是他们获得政府研究资助的重要途径。虽然上世纪50年代的日本和70年代的东亚经济获得了成功，一时间让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趋于短暂的活跃，但其唤醒和改变经济学家生存方式的社会环境的能力还十分单薄。主流经济学家早已习惯于在办公室里玩弄那些细碎的理论，而远离了对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和大国的经济发展的参与和观察。他们不再去涉足、激活乃至发展那些古典经济学家留下来的宏大理论，更是丧失了对捕捉大的理论创新的历史机会。中国经济的崛起，特别是入世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需要经济学家反思那些在过去50年里成熟起来的精细的理论和预测的能力。因为很显然，我们需要构造出解释和预测中国经济成功和变迁的恢弘的理论来，才能不断丰富我们对大国崛起的起码的知识，才能更好地预测中国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

　　早在中国入世之前，就有人戏说中国入世，到底是中国加入WTO，还是WTO加入中国？我们并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