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史学者

　　不过，当时在华的外国企业家却不这样看。开滦煤矿的外籍工程师费斯克1920年7月在一份报告中说：“新近中国工人在法国的记录证明了如果领导得合适，并采用计件制度，中国的北方工人不但比得上并且实际上还超过了欧洲、埃及与印度的工人。……中国人天赋的接受能力是很强的。他们能够很快地适应他们所熟悉的工作的能力是人所共知的。”清末，一位日本学者在考察了上海的日资企业以后，也这样描述中国的劳工：“以日本人监督之，其成绩极为极好，比日本之职工，有优无劣。彼等之特质，在于能从顺命令，堪为过激之劳动。不因寒暑而生变异之状态，虽极寒极暑，如一无所感，惟孜孜焉从事于业务。即此一点，不仅非日本人所能及，恐诸外国之劳动者，亦无有以加于此也。所可惜者，彼等大多数目不能识一丁字，因而彼等之理解力，比于文明国人，不能不少劣。然而一经理会清白，其记忆之牢固，亦实有可惊异者。盖彼等固以有记忆力之长，补其缺乏理解力之短也。抑中国之劳动者，勤勉固不待言，而其寡欲蓄积，亦有足多者，但在幼年时代，须举其所得之赁银，归诸父兄者，则诚不免于怠惰，惟一经自当家事，则孜孜兀兀，无时无刻，不存心于蓄积，大有一日得劳银，又乐明日之劳动之风云。”

　　同样的工人，为什么在本国的工厂里和在外国人的管理下，其表现会有如此大的差别？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们暂且放下，先来探讨一下：面对这样的工人，企业家采取了什么样的管理办法，这些办法的收效如何？

　　近代中国的企业家管理工厂生产的制度主要有两种：工头制和工程师制（包身工制、学徒制、养成工制等实际上都可以看作是这两种主要制度的变种）。工头制实际上是一种包工制，即企业家把一定量的工作交由几个工头负责，这些工头负责招雇和管理工人，按时完成生产任务。此种制度实际上意味着企业家放弃了对车间生产的控制权。代价是企业家不得不接受一些形成势力的工头的钳制。而工头对于提高工艺、培训工人没有丝毫动力，常常导致车间里的管理极端混乱。在对工人的生活管理中，工头制也存在很大问题。在汉冶萍煤矿，工头从来不想办法改善工人的生活，他们为工人提供的业余生活就是赌场和妓院。同时因为工头常常对工人实施类似黑社会的人身控制，工头制遭到了工人的强烈反抗。于是，社会舆论和企业家都主张用工程师制来取代工头制。所谓工程师制就是企业家任命受过一定技术训练的职业管理人员，按照工厂制定的规章制度来组织管理车间的生产。这种情况下，企业家对于车间的控制能力大大提高。但作为这种制度的前提之一，工人也必须被整合进整个工厂里去，也就是说企业家要为工人承担更多的责任。最初实行这种改革的穆藕初和荣家企业都遭遇了工人的强烈反抗。工人们认为工程师是一些完全不通情理、没有经验的书生，对于他们仿照“泰勒制”制定的严格繁琐的生产制度也非常反感。甚至连工厂提供的免费学习、有奖储蓄和其他健康娱乐也因为和他们的生活习惯不同而反映冷淡。实际上，在中国的工厂中，这样的斗争一直在延续。年纪大一点的人一定还记得，在文革当中，造反派中较为激进的一翼起来造反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反对厂长、工程师按照各种条条框框来压制工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的工厂中，厂长和工程师的统治地位从来没有动摇过。

　　所以，在中国近代，除了极少数像民生的卢作孚那样的企业家以外，大部分的企业家始终无法赢得工人的认同和尊重。他们在工人面前既没有日本财阀那样的无上权威，也不可能像洛克菲勒一样去和矿工的妻子跳舞。这无疑严重损害了工厂的生产效率。在公私合营以后，昔日的水泥大王刘鸿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的水泥厂的机器都是30多年的老机器了，我想这个厂的产品已无法打破全盛时代的每月1万吨的指标。但是，在全厂职工支持国家建设的热情下，产量竟达到了18000吨左右。水泥厂中的主要设备大窑，一般只能维持180天到200天的寿命，就需要大大地翻修一次。过去，多半是不到180天就需要整修。这几年水泥厂的工人想办法来自己修理大窑，而且能够维持连续使用300多天。这使我深有感触，过去我总以为工厂办得好坏，主要是靠资本家精明强干的经营和个别专家的技术。”

　　从历史上看，除了东亚的几个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以外，要使企业家和工人团结一体就如同让猫和鼠交朋友一样困难。而且，如何让工人在生产中保持饱满的积极性和进取心，发扬工人的主动性和严格管理哪种方式更为有效，直到今天，经济学家们对于这些问题也并没有取得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