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经济学博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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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退民进”余音未落，“国进民退”却又重新粉墨登场。君不见，“中国轻纺城”展开了一系列 “维新”：浙江省绍兴县政府以“城市品牌”为由重新回购了精功集团所拥有的19.55%股份，成了“中国轻纺城”最大股东，还将计划投入20亿将轻纺城从目前的60万平方米扩建至160万平方米左右，以赢得竞争的成本优势。为什么一个县政府老要抓住“中国轻纺城”不放？在这场全民参与的漫长转型改革中，这些行动背后的真实逻辑以及各种可能的结果到底是什么？ 其实，在这里起关键作用的还是长期根植在中国政府官员意识中的一种固执观念。他们总是天真地认为，大的才是完美的，而政府就是为创造大企业而存在着。似乎只有县政府不惜重金扩建本已足够规模的“中国轻纺城”，这个轻纺城才能在长三角的造城运动中体现出规模优势，降低营业成本，以打败后来者咄咄逼人之势。
但“中国轻纺城”这样的改革却不能不使经济学家陷入了一直以来的困惑和担忧之中。应该说，对于一个富有远大抱负的决策者来说，制定改革政策的初衷都是美好的，而是具有一定的公共利益的，否则政府也就失去了真实存在的理由。但这二十余年的改革经验越来越让大家认识到，政府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所组成的组织，其改革行动是典型的集体行动逻辑。设计蓝图中的良好愿望，很有可能会被组织中的搭便车行为所破坏。这也就是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尽管中央政府具有很强的改革意愿但始终毫无建树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莫斯科切尔基佐夫市场爆炸案”的深层因由。
这种困惑和担忧形成了所谓经济学家的“弗里德曼担忧”：“过去我曾经认为反垄断法有其可取之处。但我现在不这么看了。我现在认为，当政府运用反垄断法的时候，它造成的问题比它能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唯一要反对的垄断，都是政府本身造成的”。转换成这里的话语，就是一个县政府降低规模经营的市场成本优势在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很有可能被那些营私钻利的官僚阶层所侵占，从而导致这场具有良好行动意愿的“国进民退” 改革最终变了味、变了形。
并非通过市场，而是由政府主导的做大做强，这些年来大家已经看到许多了，结果往往不妙。有什么理由能让人们觉得“中国轻纺城”可以是个例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