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组前些年出版的畅销书《我向总理说实话》中没有收录的、作者过去在基层工作时亲历亲为的一些事情。也许从这些“改革故事”中能够找到解读现在的三农政策和实践的角度。———编者

　　□李昌平

　　“休克疗法”这个词是前苏联人创造的。苏联人搞“休克疗法”的时候，我也在乡镇搞“休克疗法”。

　　1993年，我出任监利县周沟乡书记，正值我“三十而立”之年。

　　周沟乡地处监利的水陆交通要道，由分盐和黄歇两个大镇分别划出一块地盘而组建的新乡。建乡以来，一直受干部派系斗争的困扰，工作难以开展，经济发展也严重滞后，财政穷得不仅发不出工资，乡干部不得不住在危房里面办公和睡觉。正因为周沟乡是个“野猪林”，所以，才让我这个最年轻的书记捡了个“便宜”。

　　当书记后，我请求县委给我配了一个比我小的年轻搭档。我们两个人都年轻气盛，决定要“不计后果”地大干一场。俗话说得好，发展是硬道理，我们决定从改善经济发展环境抓起。我们分析，周沟乡的优势是交通便利，是农产品加工和集散的好地方。制约周沟乡经济发展的不是客观条件，而是政府和部门干部“太狠”———卡、拿、O（吃喝）K（玩乐）太厉害。乡干部和乡管的部门比较好办，我们将十几个办公室合并成五个办公室，将农口的几个站所合并到农业办公室，将党务和群团系统合并成精神文明办公室，将党委和政府办公室合并成党政办公室，将财政、经管和政府财贸办公室合并成财经和社会事务管理办公室，将城建和企管会等合并成发展委员会。这五个办公室的主任和副主任由党政副职领导兼任，并用责任制将他们拴在战线工作和包村工作上，不让他们浮在上面（集镇上）就行了。难办的是工商、税务、土地、财政、城管、派出所、司法所、环卫所等十多个具有收费收税权力、且直属县局管理的“执法”部门。我们决定用智慧“限制”这些偏好“寻租”的“执法”部门。

　　2003年底，我们秘密完成了一项调查，查清了企业主一年的上缴税费和隐性租金之间的比例为1：2，也初步掌握了一些执法人员违纪违法寻租的证据。

　　1994年正月初八，我和几位乡党政班子成员在乡政府设宴，给县直管部门、乡五大办公室、乡直企业领导和私营企业主拜年。席间，我逐一问及各个部门今年的税费任务情况，所长们都说主管局下达任务增长太快，任务重，难以完成。我现场作了一下统计，所有任务不足200万元。对所长们的抱怨，我表示了深深的“同情”。早有准备的乡长及时地抛出了乡政府统筹完成税费任务的设想。这个设想很简单，就是各个部门的税费任务由政府分解下达到各个纳税主体———下达税费任务“明白卡”，纳税主体按照“明白卡”按月缴纳税费，年内业务增长不加负担，业务显著萎缩减负担。在乡政府设纳税（费）大厅，每个部门每月只须派一人参加两天的集中办公，每月24号为税费集中缴纳日，再由乡政府在26号将所纳的税费划拨到各个站所的账户或代为上缴到主管局的账户。每月歉收的部分，由乡财政垫付资金上缴。中途新办的企业，所增收的“计划外”税费，放在政府专户上由政府集中管理，转入下年。政府对部门的要求也很简单———各个部门都不准进企业收税费，但每个单位出一个人组建一支“公平交易执法队”，专司打击欺行霸市和不诚信交易者之职。如果企业平时需要部门服务，也在纳税（费）大厅集中办公完成。

　　对这个设想，在场的企业主是求之不得，部门站长、所长也觉得很省事。有部门站长、所长（事先准备的托）还当场提出了要和乡政府签协议的要求，也有企业主愿意当场缴纳全年税费任务。如是，当天就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形成了文字依据，并且所有参加会议的部门站长、所长、纳税（费）主体都和乡长签了协议书和保证书，我这个党委书记做了“公证人”。

　　这项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效果非常明显。满街的制服和大盖帽不见了，企业主每月再不用花三分之二的时间陪形形色色的“执法”人员吃喝玩乐了，欺行霸市有人管了。农产品加工和集散很快活跃起来，当年就有福建和湖南等地的商人，在周沟投资办厂，当年新增计划外税（利）30多万元。1993年，周沟是全县经济最落后、财政最穷的乡镇；到1996年，周沟却成为了监利县农产品加工和集散的主要基地，财政状况进入全县26个乡镇中的前五名，各项工作都名列全县前列。

　　但这样的改革不是没有阻力的。“执法”者的灰色收入减少了，县主管局总感觉自己的执法主体地位被削弱了，还担心其他乡镇向周沟学习，便千方百计地想废除“周沟实验”。在1996年的一次乡镇党委书记和科局长会议上，一群科局长在会议上集体发难，指责周沟党委和政府剥夺管理部门执法权力，要求县委和县政府纠正周沟党委政府的错误做法。面对科局长的集体发难，我以“猫论”和“实践检验论”为“周沟实验”辩护，并建议县委和县政府推广“周沟经验”，促进监利经济发展。本来这可以打一个平手的，但有两个副县长站出来为科局长说话，并说省和市的厅局领导对他们施加了压力，请县委主要领导以监利大局为重，纠正周沟的“违法改革”，以改善和省市厅局关系。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我以“只要我在周沟一天，周沟实验就不会改变；哪个科局要改变，我就送你们的站长、所长进监狱”相抗争。在这样的对峙下，县委书记和了稀泥：“周沟的改革实验继续，其他乡镇不要效仿。昌平不可能长期在周沟工作，等昌平离开周沟后再议。”

　　1996年12月，我由周沟乡书记调任柘木乡书记。一个月后，周沟回到了十几个“大盖帽”管一个“破草帽”的“依法行政”状态———“胡汉三”又回来了，企业主个个被逼得像犯罪分子。不到一年，福建、湖南等地投资者“逃”之夭夭；两年不到，周沟的财政状况沦为全县倒数五名之列。

　　我将“周沟模式”称为局部经济起死回生的“休克疗法”，可惜人走政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