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安

　　近日，《瞭望》周刊发表专题文章，罕见地对当前出现的部门利益膨胀现象进行了剖析，并且措词严厉地指出，中央机构的部门在一些重大涉外政策上，有时甚至不顾国家、民族利益，成为境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损害了社会公正与大众利益，增添了国家经济及政治风险。这就充分说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面临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部门利益的膨胀已经成了阻碍建设“和谐社会”进程的“绊脚石”。

　　在中国，随着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入，旧有的利益格局开始被打破，为了在新的利益格局中维护其固有的既得利益或者占据更为有利的位置，国内外的利益集团便把目光瞄向了各级部门和官员，特别是掌控国家政策制订和执行的中央机构。在这些中外利益集团的游说、攻关乃至对主要官员贿赂的强大攻势下，一些中央机构的部门演变成国内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部门利益膨胀最大的危害，就是使少数集团的私人利益披上了合法的公众利益的“外衣”。许多本来已经不适应现阶段我国实际国情的政策法规，在少数利益集团的不断“游说”下，迟迟不能够出台，其结果就是严重损害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公正原则。这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呼吁了多年的“两税并轨”问题一拖再拖，迟迟得不到解决。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鉴于我国资金严重短缺基本国情，制定相对优惠的引资政策有其必要性的话，在我国外汇资金有了大幅度增长、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依然让外资企业继续享受“超国民待遇”就显得既不符合国情，也违背了WTO公平竞争的原则。

　　在这种情势下，外资企业在中国展开了凌厉的市场攻势，在诸多的产业领域已经形成了垄断的局面。据不久前由中国并购研究中心出版的《中国产业地图》一书指出，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除工业领域外，外资对我国流通渠道的控制也呈加速趋势。在流通渠道中占主导份额的大卖场领域，外资控制比例已高达80%，中国零售企业只能在中低端市场经营，高端市场已经失守。而随着外资从高端市场向下延伸，民族零售企业在中低端市场也将面临逐渐萎缩的危险。

　　与此同时，国内企业由于站在落后的起跑线上，再加上本来就底子薄，不少龙头企业纷纷被外资所“斩首”。近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凯雷并购徐工案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垄断企业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又一个典型代表，而垄断给国民经济和百姓生活造成的危害也最深。由于大多数的垄断企业依然政企不分，导致垄断企业在政策制订和执行上拥有相当大的发言权，有的垄断巨头甚至自己就是政策制定的参与者。这种垄断企业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做法，不仅压制了竞争对手的发展壮大，实际上也对广大消费者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剥夺”。遗憾的是有些行政部门不是站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立场上来限制垄断活动，反而和垄断者站在一边，为他们的垄断行为辩护，为垄断企业撑起了一把不光彩的“保护伞”。

　　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部门利益的膨胀意味着腐败行为的猖獗。不久前，一个中立的国际组织“透明国际”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作为世界第四大出口国的中国，企业的“行贿指数”排全球倒数第二，仅次于印度。这就说明中国企业的腐败现象依然十分严重。而作为利益集团庇护者和代言人的少数官员，自然也难以逃脱贪污腐败的法网。

　　当前，建设“和谐社会”、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的发展主题。很显然，部门利益的膨胀已经给建设“和谐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一方面，部门利益膨胀显示出“政企不分”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许多管理部门特别是一些中央机构权力过于集中的现状。因此，如何根治部门利益膨胀，使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利益真正协调起来，是值得全社会认真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