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

　　据昨天的《楚天都市报》报道，9月14日，湖北宜昌夷陵区交通局副局长吕传军在当地纪委调查其经济问题期间饮弹身亡。“奇怪的是，夷陵区交通局却为他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局长还糊里糊涂地为他讲生平，大讲其成绩，组织30多辆汽车送葬，100多人最后就餐，影响极坏。说明我们个别领导同志对反腐问题麻木到什么程度，政治敏感性低到什么程度。”宜昌市委书记李佑才如是感慨。

　　今年六月份以来，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 一大批位高权重的贪官落网，在这种大背景下，湖北宜昌夷陵区交通局为问题官员送葬的做法，影响尤其恶劣。

　　通常，一旦某个贪官被查处，其他有纠葛、有联系的人，会立即主动断绝与贪官的来往，以证明自己的清白，千方百计地自保。宜昌市夷陵区交通局副局长吕传军在当地纪委调查其经济问题期间饮弹身亡，至少说明其经济问题比较严重，否则，他断不至于选择自杀。然而，就是对于这样一位问题官员，却有近百人不避嫌为之送葬，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问题官员的影响阴魂不散。二是部分送葬者置党纪国法于不顾，过于嚣张。

　　常言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年来被查处的种种腐败大案告诉我们，独立作案的贪官越来越少，他们大都有一个圈子，有一个互相协作的团体，他们共同利用公共权力谋取本集团成员的私利，这种腐败案比单打独斗的腐败案件更难查处。因为在腐败的过程中，他们各自都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一旦某个环节出现问题，所有的人都将死无葬身之地。因而，他们不仅狼狈为奸，共同腐败，共同分享由腐败带来的利益，也互相包庇。在湖北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孙楚寅案中，74名领导干部牵涉其中，仅厅级干部就有11人。在沈阳“慕马大案”中，百余名干部牵涉其中。

　　腐败从个体向集体的转化，加大了反腐败的难度。由于存在着唇亡齿寒的利益联系，腐败分子之间彼此的关系往往并不因为某个贪官的落网而就此中断，他们还会本能地巩固“团结”。因而，在一些集体腐败的窝案中，有时即使一、两个贪官被查处，如果不深挖，也很难斩草除根。湖北宜昌夷陵区交通局既然有那么多人顶风为问题官员送葬，为其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就说明这些人与其之间可能是有一定联系的，值得有关部门对此进行彻查。无论送葬的人是出于兔死狐悲的心理，还是出于对党纪国法的蔑视，或出于对某个利益链条的维护，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事实上，即便不是为问题官员送葬，如此大操大办行为也应该受到查处。早在1996年6月，《人民日报》就曾刊发了一批领导干部因大操大办婚事、丧事受到严厉查处的报道。比如，原中共贵州省委委员、黔西南州委书记周培荣，因为其父大办丧事，被撤销党内职务。党员领导干部婚丧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迎亲车队招摇过市、堵塞交通，滥发通知、大摆宴席，甚至借机敛财，加剧了腐败的蔓延，公众对此反响强烈，中央纪委一直严厉禁止这种恶劣的做法。

　　湖北宜昌夷陵区交通局近百人为问题官员送行的做法，比这种通常意义上的大操大办更为恶劣，有关部门应对此进行彻查，对相关责任人和相关腐败官员进行查处，以挽回由此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