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晓 　　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中国的收入差距近年来呈不断扩大之势，基尼系数已达0.47的高位，收入两极分化成为社会目前最关注的问题，也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2020年前和谐社会构建的一大任务就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而在最近一年多来，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早已多次公开提及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

　　究竟如何看待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应该看到，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共性的现象，在所有的经济转轨国家中都有所体现。根据世界银行《1996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东欧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在转轨过程中，都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其中，俄罗斯上升了10个以上的百分点。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源极不均衡的大国转轨经济，严重的“二元结构”，城乡差距的历史沿续，加之与加速的市场改革极不对称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所难免。

　　当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许多原因，不可一概视为不合理，或者简单归咎于市场化失误。其一，是市场化改革启动前存在的要素与禀赋差异，决定了某些地区某些个体具备先发优势，例如浙江等沿海地区依托地理位置以及传统的商业文化，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当地整体经济水平的提升。其二，是国家基于发展战略的考虑，对于一些地区实施了特殊的政策倾向，例如深圳、珠海、上海浦东等地凭借优惠政策，大力引进外资，使本地经济迅速起飞。其三，是个体人力资本的差异，人力资本具有边际报酬递增的特点，在市场化的进程中，具备较高质量人力资本的个体理所当然应该索取较高的人力资本市场价格，而素质较高的个体自身的学习能力较强，通过“干中学”，能进一步使自己增值，如此一来，“马太效应”在所难免。显然，在上述诸因素中，要素与禀赋差异是数百年来乃至上千年来形成的，人力资本的差异在市场中的体现恰是市场经济的题中之义，即便政策倾斜在一定时间也有其合理性（当然，国家的政策倾斜在不同时期可以有所调整）。

　　但是，有一种收入差距的扩大原因是社会公认不合理的，并且是真正容易引发社会不和谐的，这就是权力（包括法定垄断、权力腐败、权力资本化等）导致的收入分配差异。所谓法定垄断，也就行政性垄断，指的是行政权力赋予的部门垄断。在这些国有企业垄断部门中，其员工收入增长远远高于一般竞争性行业，然而“豪门盛宴”的代价却是全社会福利的极大损失，以及竞争性企业以及公众的被掠夺。所谓权力腐败，指的是权力直接变成租金，官员及其亲属通过寻租而成为社会的高收入阶层。近几年来，官员腐败案愈来愈大的金额显示出官员的租金增长远远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新近有材料披露，中国内地的亿万富豪中多数是高干子弟。所谓权力资本化，本意上指的是权力成为一种寻租的资本，但笔者这里借指权力与资本结盟，使得资本获取不当的暴利，与权力有关的高收入群体依赖权力而掠夺公众。其中房地产阶层应该说是最突出的代表，开发商屡屡与权力相勾结，一夜暴富，其富豪人数占据了中国豪富榜的多数位置。

　　眼下，中国究竟什么人最富裕？民营企业家？科学家？技术人员？这些人是有的。然而，他们的富裕更多的凭借其人力资本和创新精神，他们在致富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其对效率有贡献，同时也是机会均等意义上的公平体现的结果。但是，在以权力为圆心所形成的法定垄断、权力腐败、权力资本这三大财富圈中暴发起来的富人们，利用法律的模糊和滞后大发横财，在以牺牲效率和公平为代价的掠夺游戏中上下其手，这样的为富不仁者最为公众所侧目。

　　（本文要感谢硕士研究生董栋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