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实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博士

　　地球从来都不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在几十亿年漫长生涯的绝大多数日子里，她总是在狂热和冷酷的两极变换间不断挑战着寄生者的演化极限。在一万年前某个时候，反复无常的地球突然在疲惫中变得温柔起来，以稳定而惬意的自然环境营造了人类进化的黄金时间。谁都不知道地球还会在多远的未来再次狂暴起来，但很显然我们正在加速这个自然“审判日”的到来。

　　令人无奈的是，当温度升高越来越容易感知之时，自负的人类并没有由于恐惧或是不安而付出更多的努力，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近来一期封面文章 “Climate change：The heat is on（气候变化：升温进行中）”中所言：“我们做的总是远远不够”。究竟是什么让习惯“创造性破坏”的人类如此不懂迷途知返、亡羊补牢呢？答案只有一个，不确定性。

　　环境不确定性的表象之一是变化趋势的不可预知。“理性经济人”总是不愿意为“小概率事件”付出过多沉没成本。从绝对风险规避的角度看，人类每一天的生活都像是在走钢丝，飞机可能坠落、火车可能出轨、甚至喝水也可能被呛死，如果没有适当的“善意忽视”，我们只能沦为“套中人”。环境问题也基本上被拉出了绝大多数人的“选择菜单”，因为这个问题有可能并不是很糟糕。最新研究数据显示，在这个世纪中温室效应大概会让地球温度上升1.4到5.8度，如果现实演化偏向最小值，那么仅仅会让赤道附近的生活更加火热一点，而其他地区的气候反而更加适宜而舒适。当然，如果现实演化偏向另一个极端，人类很可能在飓风、干旱、洪流的循环肆虐中苟延残喘。面对变化趋势的不可预知，人类很容易滋生些许侥幸心理：也许，我们并不会那么不走运。

　　环境不确定性的表象之二是成本收益不可预知。金融学家经常会用复杂的模型告诉我们，概率和效应是不确定性问题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虽然火灾可能性很小，但我们会给住房买上保险，因为一旦火灾发生，损失就是无可挽回的；虽然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国家会花费巨资维持军备，因为一旦战争发生，军备就是不可或缺的。环境问题的尴尬在于，不仅概率不大，经济效应也是难以估算。更无奈的是，成本也是模糊不清，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环境学家们估算，如果将温室气体的排放控制在550ppm的范围之内，世界经济的牺牲率会仅仅在1%以下，但也有一些研究认为成本可能高达5%，近日《金融时报》透露的中国数字则是6.8%。更耐人寻味的是，对于一些习惯于透支自然、粗放增长的国家而言，“路径依赖”也许还会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制度成本”，而缺乏经验的“干中学”模式也难以做到有效的成本控制。于是乎，在成本收益比较扑朔迷离之际，人类似乎有足够的理由在环境问题上“谋定后动”。

　　环境不确定性的表象之三是成本负担不可预知。很不幸，环境是一个“公有地悲剧”问题，解决起来需要规模效应的彰显，任何单方面的放纵都可能让其他努力付之东流。在所有人都打着“搭便车”的如意算盘之时，全局合作、多方妥协的达成越来越像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究竟“谁应先动”？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经济“发动机”上，中国的无奈在于经济转型尚需较长时间的结构调整，而美国则从来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对《京都议定书》的拒绝令人大失所望。成本负担不可预知的另外一层内涵在于微观层次，如果按照经济学家建议的那样仅仅实行“污染税”或是“污染配额”，结果很可能是部分高耗能产品的价格飙升，无辜的消费者在被征收通货膨胀税之后成为了政策调整的成本负担者。若想真正抑制这种成本推动型通胀，只有对替代型产业同时给予适当扶持，只有这种政策搭配才能将成本负担重新丢到落后产业身上。但是，保守势力的反抗会给这种政策搭配的制定和实施带来许多压力，政府是否能够承受这种压力，还是一个未知数。

　　在不确定性之中，全球环境难题的破解举步维艰，身处其中的“空中飞人”们除了担忧，只剩恐惧。自我解放的途径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忘记自己还悬在半空。实际上，很多人心底都潜藏着一种类似的想法：在危机爆发前，我们已经死了。也许，这种不负责任的想法正是人类无法正视不确定性的根本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