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故事”之二

　　□李昌平

　　1995年，8月份，我在山东威海挂职学习。发现山东老百姓完成国家粮食定购任务是用“补差价”（每斤粮食任务，交给粮食部门0.05至0.10元）完成的，粮食市场是开放的，国营粮食部门和民间粮食经营主体都可以在市场上收购粮食，民间粮食收购、加工、运销非常活跃，干群关系也很和谐。我所在的湖北省监利县周沟乡粮食定购任务2700万斤，粮食市场价和定购价的差价为0.10至0.15元/斤。省政府不准用差价完成任务，全省粮食市场完全封闭的。周沟乡每年粮食定购任务都难以完成，干群关系也很紧张，民间粮食经济也死气沉沉。

　　在山东回湖北的火车上，我和黄歇、分盐两个乡镇的书记商议学习山东的做法，回去后开放市场，用差价完成粮食任务。黄歇的粮食任务4500万斤，分盐的粮食任务3700万斤，三个乡镇联手开放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意义非常大。三个人非常激动，赌咒发誓不论县委县政府是否支持，都坚决开放粮食市场，用差价完成粮食定购任务。

　　从山东到达武汉是阴历八月十四（中秋节的前一天）。我从武汉回监利途经周沟，正好赶上乡政府召开的全乡党员、干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加的“粮食征购和税费征收动员大会”，乡长已经按照县委和县政府的要求作了动员报告，会议进入讨论和表态阶段了。我来不及和班子成员商量（也不想和他们商量，出问题，责任由我一人承担），要求改变会议程序，我有话要说。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员全部回到大礼堂，我就如何完成粮食和经济任务讲了七点意见：

　　第一， 粮食任务可以卖实物完成，也可以交差价完成，差价为0.10元/斤（市场价和定购差价为0.13元/斤，考虑到运输、压级压价、短斤少两和劳务的因素，实际差价不少于0.18元/斤）；

　　第二， 交差价完成粮食任务，必须当年和历年的税费任务、当年和历年的粮食任务一起完成；

　　第三， 周沟乡范围内的所有粮食关卡全部撤消，粮食在周沟乡自由交易，乡“公平交易执法队”要维护交易秩序；

　　第四， 乡粮食加工企业要组织资金，带头收购农民粮食，乡政府球场和礼堂等都暂时作为粮食仓储；

　　第五， 财政账户上的资金，可以借给政府的乡粮食加工企业、有信誉的私人粮食企业周转，专门用于收购粮食；

　　第六， 所有干部都在散会后立即下村召开村民会议，传达会议精神。所有干部，一周内不准离开自己所包的村庄；各个工作队和村两委对我的意见，怎么理解的就怎么执行，不许跨村交流，不许请示汇报；县委县政府领导或是县派出的工作队，无论到哪里都不许接待。乡政府和管理区只留电话员和守门员；

　　第七， 我今天讲的意见，有效期为七天，第七天晚上，财经办公室在乡政府和各个村结账。七天内完成任务的，放假半月；七天内没有完成任务的，接着完成任务，但必须按照乡长先前讲的意见执行，按照县委县政府意见执行。

　　讲完意见，我宣布散会，迅速离开了会场，头也不回地走了。

　　在家里呆了一晚上，我就消失了，“偷偷摸摸”地潜到一个国营农场读书、钓鱼去了。第七天，我又“偷偷摸摸”地潜回到乡政府和各村结账。我自己也不敢相信七天所发生的奇迹：各村交来的现金和支票高达1200万元，大多都是用麻袋背来的现金，当年、历年的粮食和税费任务都结得一清二净。这是所有干部做梦都不曾想到过的局面；更精彩的是，乡政府操场上、大礼堂、所有企业仓库、部分民房都装满了粮食，四面八方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来，四面八方的商人源源不断地送钱来定购粮食，周沟乡一时间车水马龙，所有生意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有人欢喜必定也有人忧愁。

　　周沟乡的七天疯狂，对监利来说，简直就是地震。监利县委县政府粮食征购和税费征收的部署全乱套了。黄歇和分盐等周边乡镇的老百姓开始骂他们的政府“坑农害农”，并抵制粮食征购和税费征收。并且，周边乡镇农户的粮食通过沿边和交叉地带的“地下通道”源源不断地流向周沟境内。黄歇和分盐的书记乡长们有苦难言，其他乡镇都观望不前，等待县委和县政府对周沟乡的“独立特行”“另搞一套”给一个说法。县长、书记们每天派出几路人马四处寻找周沟乡的主要领导，每天都自然是一无所获。县领导既急又怒，但除了在周沟边境上部署警力和工商人员围堵粮食流入周沟外，毫无他法。

　　第八天上午，我在乡政府召开干部会议，宣布放假半月，留下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一起等候县长书记的“兴师问罪”。前来问罪的有书记、县长、副书记、副县长、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纪委副书记、监察局长、粮食局长、财政局长、工商局长等等，还带来了县电视台的摄影记者。所有来人都青风黑脸，杀气腾腾。从县长开始，每人都对周沟乡的“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要求周沟乡主要领导面对全县140万人民作出深刻反省，保证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并积极完成粮食和税费任务，将功补过，争取县委的从宽处理。

　　县里的领导做梦都不会想到我们仅用七天已经收取1200万元现金了，以为周沟乡的“无政府主义”只是刚刚开始，还期待及时纠正周沟乡的“错误”。

　　所有来人都“义正词严”表达了态度，电视镜头虎视眈眈，所有人都等待我的深刻反省和检讨，并回归到县委县府的统一部署上来。我装出一副痛改前非的样子：感谢各位领导“及时”的教育帮助，把我从“无政府主义”的悬崖边拉了回来；表示迅速召集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大会，立即“悬崖勒马”，废除李昌平的个人意见，周沟乡的征收工作统一到“四大家”领导在周沟乡现场办公会议的精神上来，严格按照县委县府的统一部署执行。同时，我将早已准备好的现金搬出来，请县财政局长和乡长当场结清周沟乡全年上缴县财政税费任务，并要求县委县政府按照惯例通报表扬周沟乡“第一个完成全年财政税费任务”，并向周沟乡干部群众致电慰问；我也同时表示，要争取带头完成全年粮食定购任务。

　　尽管县里来的所有人都不相信我“完成全年粮食任务”的表态，但县长也只能一句“好，我们拭目以待”，结束了“兴师问罪”。

　　送走县上的一帮人，我便开始“算计”国营粮食部门。我的想法是用智慧逼迫粮食部门接受差价完成任务的方案，并只按照0.05元/斤的差价结算。我打算用的办法主要有四招：一是在最短的时间组织尽量多的粮食进粮食收购部门，形成粮食调运速度远远低于收购速度的局面，造成仓储紧张，逼迫粮食收购部门主动和我差价结账；二是让乡政府粮食加工企业和粮食部门的“内应”合作，以乡政府的粮食加工企业的新粮换粮食部门的陈粮，或直接通过“内应”将粮食部门的陈粮转为“新粮”，双方都得到自己的利益；三是将乡政府粮食加工企业和农户的长粒型早稻当作中稻卖给粮食部门，因为早稻收购价比中稻低0.08元/斤左右；四是报灾300万斤。上述四招没有使完，周沟乡也勉强完成了粮食任务，实际截留当年和历年粮食差价收入150多万元。最大的意义不在此，而在于搞活了地方经济。

　　后来，县长和书记对周沟“无粮食任务意识”和“无政府主义行为”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县长指责县委书记偏袒周沟，导致政令不畅；书记指责县政府不能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导致地方经济活力不足。这种分歧一时间扩大为各个乡镇政府和党委的分歧，一度造成工作指导思想和行动的混乱。直到1997年，粮食仓储紧张，保护价难以执行到位，粮食市场便出现有限开放。1998年，粮食市场价格和定购价格出现显著“倒挂”，粮食部门出现了限收拒收和打白条的现象。这时，周沟的“无政府主义行为”便成为了地方政府应对中央政府的普遍行为。2000年后，粮食市场逐步走向开放，周沟的“无政府主义行为”变成了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