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专家

　　统计数据支持这个调查结论。上海20%最高收入家庭与20%最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1990年为2.1倍，2000年仅2.8倍，但2005年就超过了5倍。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上也在增长，但主要是由高收入人群所拉动。目前，20%最低收入家庭占全市可支配收入的份额不到10%，而20%最高收入家庭却占有将近40%。

　　收入差距迅速扩大，首先与上海的增长方式有关。上海经济发展长期依赖于投资（包括外资）拉动，尽管科技含量较高，资产质量也不错，但资本要素在分配结构中的比重相应就很大，形成了“强资本高回报、弱劳动低收入”的分配格局。其次与上海的经济结构有关，上海政府近年来强力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政策聚焦，资源集中，行业间收入差距也随之拉大。例如，信息产业职工平均工资相当于全市平均水平的223.5%，是居民服务业和其他服务业的4.6倍。其三，与上海的国企改革有关，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启动较早，但近年来较多地重视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热衷于加加减减，只产生物理反应，没出现化学反应，生产经营状况改善不明显，致使就业人员比较集中的国有企业个人收入低于平均值，仅相当于三资企业的一半。集体企业更低，相当于三资企业的三分之一。个体户也不高，只达到平均值的78%。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机关事业单位却超过平均值一成以上。其四，与上海的就业分布有关，上海20%最高收入家庭的就业面是62.6%，而20%最低收入家庭则是39.6%，就业面差距（1.6倍）加上个人工薪收入差距（3.8倍），两者的收入差距就达到了6.2倍。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化进程的过快造成大量失地农民，也吸引了大量外来移民，这些人从业技能一般较低，一旦成为城市居民，或是立即进入失业大军，或是成为新的低收入者。

　　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影响社会和谐的最为基本因素，超过60%的复旦学生认为“调整收入差距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笔者也赞成这个判断。尽管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很复杂，但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很迫切。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国际化同步推进的时候，经济结构、权利结构、利益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包括收入差距拉大在内的不和谐因素迅速滋生。如果政府对此不能有所作为，或者不能有效作为，那么，2010年上海世博会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就有可能沦落为仅仅是一句广告词。

　　感受到生活美好的行为主体，当然是老百姓。上海老百姓的美好感受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为此，上海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加快实现执政理念的转变、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职能的转变，营造舒适易居的城市生态和公平公正的发展环境。

　　所谓执政理念的转变，当然是把各项工作的立足点转到“和谐”和“人本”上来，以此为核心，相应调整目前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更多地注重和谐关系的塑造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

　　所谓增长方式的转变，不仅包括从粗放式向集约式的转型，而且包括城市发展模式和城市发展格局超越单纯城市建设的考虑，将之拓展到优化环境、进化社会、创意文化、弘扬民主等方面，进而更好地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真正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

　　所谓政府职能的转变，笔者认为，社会管理应该成为政府的核心职能，就当前而言，除了扩大社会就业，建立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就业长效机制以外，还应该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和保护弱势群体放在更为突出的位置。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首要的是机会公平，这就需要规范市场秩序，杜绝官商勾结或违法乱纪下的暴富，建立收入分配差距预警机制。同时必须完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救助体系，尤其是改善农村居民和外来人员的社会待遇，提高他们的就业就职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保障他们享有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权利，争取在全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人群突破1200万的基础上，早日做到1800万常住人口的全覆盖。

　　2005年上海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超过了6000美元，地方财政支出超过了1600亿元，条件和基础都非常好，能否率先实现城市协调发展，建成和谐社会，现在需要的是真诚、智慧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