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愚     　　财经评论员，媒体专栏作者，现居广州

　　李允成何许人也？山东济南近郊一个与尤努斯年岁差不多的老农民也。他远没有尤老头儿那样的风光和知名度，但有足以令许多银行人士汗颜的业绩———他从1992年开始做小额信贷，创造了连续十几年没有呆坏账的民间借贷神话。法国科学院经济学家、巴黎大学经济学国家博士裴天士称其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仔细对比，会发现尤、李两人的信贷原则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李允成优先考虑熟人、多层次提保，这与尤努斯的“五人连保”旗鼓相当，再比如，尤努斯用500个塔卡（约57元人民币）就能救助一个孟加拉穷人，李允成同样用“救急为先”“小片割肉不疼”等听起来土不拉叽的原则来实现救助与风险控制。

　　我感兴趣的是两人的一些细节。大家只知道尤努斯为700万穷人提供总额过53亿美元的无抵押小额贷款，其中50%借款人因此脱贫，但鲜有人知道，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测量是否脱贫的系统，包括必须有一个家庭、清洁饮用水、75万塔卡的储蓄、上学的孩子等；再说李允成，除了把钱贷出去一部分，自己还要买一些保险，存银行一些，用他的话来说“这叫三足鼎立，抵消风险”。

　　然而，英雄主义情怀与眼高手低的作风再一次被中国人演绎到了淋漓尽致──把尤努斯奉若神明而淡漠本土农民李允成。其实我们往往比别人慢半拍。当尤努斯的银行模式在海外受到重重质疑时，我们才刚开始对其顶礼膜拜。纽约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的乔纳森·默多克教授很早就评价尤努斯的发展模式说，“信用不是万能的”（credit alone is not a panacea）；而到了中国，一些人跳了起来，站到道德的高度，痛斥社会对穷人的信用有偏见。

　　伴随着尤努斯的成功，自始至终总有声音批评说：农民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多少塔卡，而是住户、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的服务。或许这也是老尤自创“脱贫测量系统”的原因之一吧。

　　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的农村小额信贷规模共计2200多亿元人民币，但按照联合国计划署的标准，中国目前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仅有10亿元。原因何在呢？因为由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发放的政策性贷款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小额信贷。相反，就在这区区10亿元的小额信贷中，有的地方贷款收回率能超过90%，有的却不到10%，更有一个子儿都收不回的。

　　农民脱贫与小额信贷的不力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政府部门的关注力度不够，而恰恰在于干涉的太多了。干涉越多，效果越差，这几乎是条铁律；另一方面，政策风向一有风吹草动，各地政府便可能蜂拥而上，比如当初说要成立小额贷款机构，一时间遍地都是，有的直接就在政府大院，有的是民间性质、政府运作；再者，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小额信贷保护力度不足，加上行业协会缺失，其命运岌岌可危。

　　最近一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中一篇评中国农村的文章第一句很是辛辣：“尽管政府采取了系列帮助穷人脱贫的措施，但农民们生活还是很窘迫。”此所谓事倍功半也。在我看来，与其费尽周折去重新构建一套促进农民脱贫、增收的新体系，不如切实落实现有或准备减少农民支出的一些政策与补贴措施。比如我们吆喝了多少年的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农村免费医疗救助等等。

　　当然这并不是说小额信贷模式的重构我们不必搞了，而是说不能再来“大跃进”了，自上而下行政推动或是大一统的信贷模式在中国行不通，一来，盈利动机与投机心理不会有什么改观；二来部门干预甚至挪用扶贫信贷难以防范；三者，像经济适用房被富人们买走一样，愈演愈烈的搭便车行为使小额信贷大大变味。

　　这也是我看到尤努斯后想起李允成的缘由。尤努斯不愿与世行合作，为啥？就因为“吃人家的嘴软”。李允成同样不愿意接受一些强势者的“合作请求”，不愿掺入一丝行政血液。他们成功了──当然，是在自己特有的土壤上成功了。可如今两人的分量太过悬殊。尤努斯到访中国，妙语如珠，他的中国粉丝们欢呼雀跃，以为是救星来到。比他小两岁的李允成呢？除了在前年11月联合国发出“2005国际小额贷款年”的号召和去年初吴晓灵为地下金融正名的氛围中被媒体挖出来当了一阵子“信贷明星”外，就似乎已从世人眼中消失。据说他现在准备偃旗息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