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高级访问学者 　　经济学博士

　　从横向看，中国在2005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8.23万亿人民币，折合2.2万亿美元，人均GDP却只有1700美元，仅为俄罗斯人均水平的1/3左右。从任何经济指标来看，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呈现出比中国这一发展明星更为优异的迹象。相比之下，前有发达国家的“威胁论”、后有印度的“赶超论”的中国经济指标就相对差劲了很多。如此，也就产生了我们对转型经济的一个深度疑问：既然在算术上，5300必然大于1700，但为何比起人均只有1700美元的中国民众来，俄罗斯大众的幸福感和满足感是那么低，有的只是更多的焦虑和不安？

　　我们暂且不提俄罗斯经济统计中的GDP虚假水分，毕竟5300与1700之间相差了3倍之多，再大的灌水也不能相差如此之大。再加上，近些年国际石油价格的一路飙升和俄罗斯石油战略的大行其道，更可证实俄罗斯的经济总量之巨大所言非虚矣！由此，接下去的问题也就变成了：如此庞大的社会财富究竟去哪里了呢？

　　很显然，这里的问题不再是经济总量的问题，而是社会大多数人的个人财富问题。尽管俄罗斯的社会财富得到了快速增长，分摊到每个人头上的算术平均财富水平也一下子飙升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但现实中的人所拥有的财富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增长。理论上讲，现实世界中的财富水平是随机分配的，并不严格按照平均分配的规则。当然，社会财富的分配也不需要真正按照平均水平去分配，只是我们不能太游离于平均水平线上，否则悬殊的社会结构必然会导致社会陷入无穷无尽的长期冲突之中。

　　经历丘拜斯等自由主义先锋人物主导的“大爆炸式”私有化产权改革之后，俄罗斯社会公共财富的存量顷刻之间转移到极少数个人手中，金融工业寡头掌控了俄罗斯社会的大部分财富。丘拜斯等人原先所勾画的蓝图也就顺利成章地得以解决：转型改革在此也就可以结束，接下去的法律和社会问题会在长期的改革博弈中得到慢慢的解决。但是，我们必须记住的一点是，如果俄罗斯宪法的私人财产权利不可侵犯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有了这些财富资产所有权的，实际上也就拥有了社会财富增量的真实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如此，俄罗斯经济的荣辱盛衰都将与这些享有特殊利益的寡头息息相关，而与平常的老百姓不再有多大的干系，他们的生活将严重恶化。1989年，俄罗斯改革之初还只有2％的俄罗斯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到1998年，这一数字猛增到23.8％；2001年，再剧增到34％。这个曾经的社会主义头号强国目前的贫富差距与不平等程度已可与世界上最为糟糕的拉丁美洲相媲美。如果在普京执政的鼎盛时期不能有效改变这种社会结构状况，或者无法形成一套有效的法律体系保障，那么这种经济发展与社会大众生活水平之间的隔离程度还将继续走向断裂的边缘。

　　一些好事的西方观察家和主流报纸媒体都喜欢用美国早期的“强盗式贵族”或者“强盗式资本家”（Robber Barons）来比喻俄罗斯这些新兴崛起的权贵力量。他们一方面希望利用俄罗斯国内制度的漏洞，谋取更多的经济财富；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地想把这些财富转移国外，来稳固他们的私有财产保护。据不完全估计，1995年至2001年间，平均每年从俄罗斯逃逸的资本超过15亿至25亿美元，占整个俄罗斯GDP总量的7％－10％左右。俄罗斯的这些寡头们不仅敛财，而且还有转移淘空社会财富的偏好。

　　如此下去，即使俄罗斯有再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再优秀的人力资本，有再优良的GDP生产机器，但还是免不了为他人做嫁衣的下场，因为这些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能落到社会大众手中的越来越少。没有现期财富的改善，更没有良好未来财富增长预期，俄罗斯大众怎么会有幸福感和满足感呢？也许，沉溺在过去不好但还不那么糟糕的几许回忆之中，尚能带给伊万、娜达莎们一丝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