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最初只把土地和劳动归为生产要素，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从那时起，劳动就被看得很重要，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多少人投入了劳动。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纳斯教授来北京了，与经济学奖得主不同的是，尤纳斯并非以学说闻名于世，而是以身体力行著称，作为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创办人兼行政总裁，专门给农民发放小额贷款，是专门帮助农民脱贫致富的。央行领导也表示要给乡村银行开“绿灯”，而且我国已在五个省开展了小额贷款试点，现在又把尤纳斯请来了，也许中国的乡村银行不久会成为现实吧。

　　古时候，一些明智的统治者对农民也会有一些“利民”的政策，特别是荒年，地方政府会分发一些种子、农具甚至口粮来扶持农民的耕种，一般是秋收之后归还，或者以劳役“还贷”，也就是“以工代赈”。统治者很明白，如果农民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朝廷也难以得到持续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一旦农民难以生计，就会卖地，造成严重的土地兼并，而后就是卖儿卖女，当卖无可卖的时候，就可能铤而走险。不是么？一句“闯王来了不纳粮”，大明朝就完了。

　　中国的三农问题从建国以来就一直存在，不能说政府没想办法，老少边穷地区都曾给过不少支持，但输血毕竟代替不了造血。改革开放后的农民生活境遇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农民获得的主要是政策的放开，金融支持的力度很小。当然，从这几年来看，还不仅仅是金融支持力度的问题。

　　就一个经济肌体来说，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政府是心脏，大型企业是骨骼，心脏本身并不造血，其作用是调节血液循环；大型企业造血，但仅仅靠大型企业的造血量根本无法满足一个肌体的需要，更多的造血机能靠难以计数的血细胞，如果细胞不造血，那就麻烦了。

　　经常看统计报告，大型企业创造的GDP占经济总量的多少，利润又占多少，但这并不值得沾沾自喜。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意味着民间经济的不发达，也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不尽合理。现在，一提起民营经济，很容易联想到利益集团，或者是豪门巨富。但事实上，民营经济中本该包括千千万万的乡村企业、作坊企业、地摊企业，也就是草根经济。遗憾的是，草根经济在这几年萎缩得很厉害。

　　根据国家工商部门的数据，1999年我国个体工商户3169万，而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锐减为2350万，6年减少了810万，年均减少135万户。

　　我们时常看到城管如何对小商小贩围追堵截，如何砸摊子，两个群体对立如何尖锐，但仔细想想，未必都是城管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草根经济？

　　一整顿市容，就想到清理小商小贩，一谈到规范，就想到办理各种许可证、准入证，顺便抬高价格，收取各种各样莫名其妙的费用。最后人家赚的还不够“上供”的，谁还干得下去？于是，本来可以自食其力的人们反而变为需要政府救济的对象。如果就这样吃救济，一个民族的勤劳和创新精神无疑会受损，不给救济，后果又不堪设想。

　　有人说这个社会的贫富悬殊不是富人太富了，而是穷人太穷了。笔者以为有一定道理。穷人什么都干不了，当然会穷，而且会穷下去，越来越穷。

　　一个国家要稳定，一定要给老百姓一个盼头，让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希望，过去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盼头，现在本科-硕士-博士是盼头，老百姓能够从田间地头走向摊位作坊，也是盼头。盼头很重要。

　　因此，小额贷款就成了久旱甘霖。提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把巨额的扶贫资金变成贴息贷款，广大农民兄弟岂不有了脱贫致富的盼头，还愁荒漠不变成绿洲？

　　想起阿基米德的名言，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动地球。用支点来比喻金融支持可能再准确不过了。

　　当然，金融支持仍然只是一个方面，用时髦的说法，发展草根经济是一个系统工程，还得把好事办好———

　　小额贷款一定要确保落到小百姓的脑袋上。这不是杞人忧天，当初某汽车企业给贫困学生的捐款居然分发给一些地市级干部的子女，好像咱国家实在是找不到穷人了；

　　小额贷款要自觉自愿，想当初王安石变法，给农民发放贷款，到了地方上变成了强迫农民贷款，弄得怨声载道，本来是好事，办砸了；

　　要理解草根经济的草根特性，别逼着人家升级换代，跨越式发展，要给出诸多的配套政策，比如税费、摊位，允许人家民宅商用，别逼着人家租写字楼，进大商场，最后赚不到钱，还不上贷款；

　　草根经济是最能吸收就业的，草根经济发展了，人们有活干了，就能有一个越来越大的发财梦想，社会也就和谐了、稳定了；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创造财富，国家也就发展了，强大了。在某种程度上说，草根经济虽然不起眼，却是一个国家的根本。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据专家说，防止土壤沙化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种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