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予军

　　据《中国经营报》报道，财政部已经酝酿在医疗卫生事业上追加投入1千多亿元，并可能主要用于覆盖城乡的医保支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赵杰博士表示，中央高层对待医改问题的思路已发生转变：将医改的重点锁定在“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目标，满足人民基本卫生保健需求。

　　财政追加亿元投入，对于国民而言，无疑是一个福音，因为我国的医疗投入一直不足。以2003年为例，我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仅占17 %，而在欧洲发达国家，政府负担80%－90%卫生总费用。因而，医改能否成功，确保足够多的财政投入是一个重要前提。事实上，当今世界，凡是医疗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无不由政府承担着主要责任。

　　但是，上千亿元的财政投入，未必能使医疗费用过高的问题迎刃而解。这是因为，导致我国医疗费用居高不下的原因并非单纯的投入不足，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

　　首先就是有限的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导致医疗保障机制难以发挥出应有的效率。医疗投入分配不均，主要体现在群体、地区和城乡差异三个方面。我国居民80%以上的医疗保健需求在广大农村和城市社区，20%的需求在城市，而我国卫生资源的80%分布在城市，城市卫生资源的80%又集中在大医院，只有20%在社区。医疗资源的这种畸形配置，导致城市大医院人多为患，而农村医院和社区医院门可罗雀，大大降低了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

　　而群体之间的医疗资源配置差异，进一步制约了医疗效率的发挥。据卫生部原副部长殷大奎透露，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另外，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中国青年报》9月19日）。850万的权力主体享有的医疗资源竟然是其余13亿人的四倍，公众感到医疗费用难以承受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第二个原因就是医疗主管部门效率低下，管理不力，相关部门之间的配合不够协调。公众反映强烈的大红包、大药方、药品回扣等问题，医疗主管部门至今不能有效制止，相关成本被全部或加倍转嫁给了公众。相关部门之间协调不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发改委前脚降价，药监部门后脚就滥批新药，导致降价努力被抵消，药价虚高不下。

　　不难看出，财政追加投入，仅仅解决了其中的一个问题，如果其余两个问题解决不了，追加的资金很难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倘若追加投入的80%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受益的依然只能是少数人。因而，在财政追加投入的同时，必须确保投入的公平分配，最大限度地提高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

　　同时，也应确保资金分配过程的透明运作，减少行政费用和管理费用的开支，防止腐败蚕食财政投入的资金，将每一分钱的投入都用到刀刃上。有关部门也应加大对红包、大药方、医药回扣的打击力度，以减轻患者的压力。只有经过全方位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卫生保健服务”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