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与经济学》 　　———经济和制度对人类福祉的影响 　　（瑞士）布伦诺·弗雷、 　　阿洛伊斯·斯塔特勒 著 　　静也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出版

　　□冯维江

　　传统上，幸福是哲学家们的思想驰骋和交锋的疆域。亚里士多德将幸福定义为“至善”（supreme good），指出舍此之外，人类当别无所求。斯多葛认为德行即幸福，德之所在即福之所在；伊壁鸠鲁则反是，声称幸福即德行，促进自身幸福就是在体现德性。康德甚至“挟上帝以令诸侯”，认为存在着的上帝是幸福的“最后贷款人”，而幸福正是上帝存在所派生出来的恩泽，作为第二要素，幸福与德行共同构成至善。不料尼采从后方传来上帝龙驭宾天的消息。这一传、有分教：幸福这块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竟渐渐沦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乃至鱼目混珠之行屡现其中的鸡肋之地。

　　恰值哲学王国内部莫衷一是之际，弗雷（Bruno S. Frey）和斯塔特勒（Alois Stutzer）这支经济学帝国的远征军，携着本学科的坚兵利炮从瑞士出发，越过阿尔卑斯山脉，直击希腊罗马哲学传统的腹地，欲与诸位前贤大哲会猎于幸福之域。

　　经济学的斩获

　　这是一支奇兵。经济学远征军特别是其中的实证经济学家们并不像道德哲学家那样关注“应然”，他们更关注的是“实然”。哲学家们也许会义正词严地提出劝告或者警告：人们，你应该如此这般地“正确行为”，才配当以相应的幸福。经济学家不会发出“专横”的道德律令，他们颇有些像在闲话家常，又像在市场上讨价还价。

　　“请问，您觉得什么是幸福？不知道呀，没关系，那么您觉得现在幸福吗？或者，您觉得什么时候更幸福一些？……”

　　是的，经济学家不关心也无意解答什么是幸福，但也同样不希望由道德哲学家越俎代疱。在他们看来，对幸福的认知和理解是每个体察生活、体察幸福的人自己的事。经济学的任务，是利用调查或实验（例如测定脑电波变动反映出来的人对幸福的生理反应）得出的人们关于幸福的数据，以及反映经济社会生活中其他因素的数据，来分析判断出幸福与收入、年龄、性别、种族、健康、失业、通货膨胀以及政治制度等各种关系，进而希冀得出一些可能增进幸福的办法。在这些方面，经济学帝国的军队颇有斩获。

　　得失寸心知

　　被要求在月收入一千元与月薪一万元之间做出何者更幸福的判断时，我们也许会觉得不言自明。但若赋予前者“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般的平静恬然之义，而将后者置于舟楫劳顿、冗务缠身之境，哪一个更好，可能就得很费些思量。

　　关于收入存量与幸福的关系，弗雷和斯塔特勒借用了一个统计图表来粗略说明。根据90年代各国生活满意度与生活水平关系图，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的国家，幸福程度大体相当且均位于较高水平，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的国家，有的幸福程度很高，有的则很低。这大致说明收入对于幸福，只是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穷人不能因收入而幸福，但并不妨碍他们因其他许许多多的理由而幸福。“幸福是有钱人的专利”之类的说法于此不攻自破。

　　再看动态化的财富增加与幸福。一个本来并不富裕的人，突然获得了一笔财富，短期内他的幸福程度无疑会大幅提高。但一段时间之后，各种附着于这笔财富的烦恼纷至沓来、如影随形，同时他也适应了财富增加后的状态，原先的欣喜施然远逝，福祉水平也会逐渐下降到稍高于获得财富之前的水平上。同理，一个人遽然陷入困顿之中，会痛苦万分，但随时间流逝，他多半会积极接受这种不幸，幸福水平也会向困顿之前的水平逼进。

　　可见，虽然增加穷人的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他们的幸福水平，但从一般意义上看，不管是收入的存量还是收入的增量，都不是幸福的决定因素。这个道理虽然简单，用统计数据以貌似科学的面容系统地展现出来，却是经济学家的贡献所在。

　　增量与存量

　　幸福本身也有增量与存量之分。由特定时间内的特别事件带来的幸福增减是流量，而个人的稳定因素，如性格、健康状况、社会背景以及社会关系等带来的幸福是存量。幸福存量也可被视作过去时间里折现的幸福流量的总和。

　　作这样的区分之所以重要，在于人们可以据此主动地管理自己的幸福。存量中的一些要素是无法自我控制的，例如年龄和性别。好在研究表明，上了年纪未必就不幸，事实上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要比中年人更幸福，而男女之间的幸福差距最近几十年中也日趋消失。但另外一些要素，例如受教育水平、社会关系等，一定程度上可以自我控制。最顺理成章的方法就是用增量来调整存量。例如注意饮食改善身体状况，形成良好生活习惯，注意调节情绪，久而久之这些增量上的调整会积累起来成为幸福之存量的重要成分。再如，宗教能够带来更高的福祉感受，这个命题也得到了验证，尽管影响程度并不显著。对一些人而言，对宗教的笃信和虔诚，也是用增量调整幸福存量的可选措施之一。

　　重在参与权的政治

　　《道德经》有这么一句：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常使民无知无欲。现在看来，这并非天下福祉所在。研究表明，参与政治过程对增进幸福的贡献并不亚于政治过程的有益结果对幸福的贡献。能保障公民在政治上更活跃的制度，更有助于公民的幸福。

　　布坎南（James McGill Buchanan）在《自由、市场与国家》中提出了“赞同先于正义”的原则，来强调一致同意和宪政的重要性：全体成员对于决定规则的规则，一定要在隔绝个人具体利益的“无知面纱”之下，达成一致同意。这样的“元规则”才能够保证其他由之派生出来的制度和它们规定下的行为的正当性。从幸福与政治参与的经验分析来看，布坎南的原则尚有重大改进余地。经验分析表明，参与权比实际参与对幸福的影响更大。也即，赞同与否的权力先于赞同本身。

　　可知，政治制度对于幸福的意义，是政治过程不亚于结果，而参与政治过程的权力优先于参与本身。

　　以思辨的深刻程度论，经济学帝国远征军对幸福的把握恐怕远不及哲学王国的精兵悍将，但也有其突出的优势。除嫡系部队之外，帝国还至少征调了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乃至哲学王国的若干军队协同作战，以争夺幸福的制高点。故事每讲一遍，都会有所改变。可以预见，在“幸福”这个古老但仍旧令人振奋的领域，联军会演绎出更多故事，并取得更多胜利。倘不囿于门户之见，这些胜利乃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