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育琨 　　首钢发展研究院企业所所长 　　管理专家

　　楼市的火热，使得健忘症患者们忘记了2003年春夏的那幅尴尬景象。那时，小小的冠状病毒，搅得天下苍生不安宁。SARS肆虐的重点区域是大城市圈地区，重中之重又是北京、香港、广州等特大城市。当在北京高发的时候，平时车流不息的北京天安门广场，变得空无一人；平时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商业街，竟然冷冷清清。一时间，人们躲避繁华闹市区，纷纷逃离大城市，找个借口就往乡野跑。没曾想，腰包里没少揣银子，可就是买不来乡下人的笑脸。看到公路上的路障、深沟，村头乡民穿起白色隔离服不容商量地拒绝路过，城市人怎么也不相信，他们被看成疫区的“逃难者”，被当作不干净病毒的传播者，有的甚至被人看成“毒王”。

　　其实，大城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曾几何时，人口和生产要素的聚集，是生产效率的来源。20世纪国际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是工业化浪潮。因为产业开拓的需要，人们纷纷向城市集中。工业化初期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只能支撑城市的巨型化。50万人口在欧美就算大城市了，而在我国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则如同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各个城市，不顾自身条件，都在盲目攀比打造CBD，从一个模子克隆开发区，复制同样没有符号含义的高楼，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水泥森林日渐成为从南到北中国城市的缩影。臃肿的城市化成了中国的一大景观。

　　当对眼前经济算计的巧妙与条理盖过了一切，就会展现出许多无知和荒唐。当这种思维发生在政府主管官员或是一个城市主管官员那里，就不可避免地要演变成一轮又一轮对CBD和开发区越来越大的追求，由此导致高楼大厦林立，导致过高的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各个城市都有总体规划，但是总有些独特的利益集团，会经由特权通道，把本来不高的建筑容积率和建筑密度从权提高，把原本是绿地或广场的规划条件，修改成一栋栋新楼，照样卖个好价钱。而当业主有意见，再去查找政府部门的卷宗，很可能已经获得政府部门的同意调整批复。这几乎成了每一个城市一道惯常的风景。

　　利益驱动下的城市建设，合理布局让位给单位面积剩余价值的榨取与豪夺，良知让位给贪欲，终使我国大城市沦落为冠状病毒的摇篮，2003年的那一幕尤其深刻。有着85年历史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地处市中心黄金地段，平时每天接诊病人有5000人之多。闹市区人流多，地方有限，北京人民医院总是遭遇床位短缺的麻烦。于是，他们把偌大一个天井，搭上了盖，使得本来只能露宿天井的患者，有了一个室内的环境。这种被逼出来的救急措施，却演变成那次北京SARS繁殖传播的重灾区：接诊并交叉感染的发烧病人有8600多人，确诊的SARS病人1000多人，医院有93名医护人员被感染，整个医院成了我国首屈一指的隔离区。追根寻源有许多说法，但是一个把当年设计通风用的天井，改成不透气的蒸笼，怕是首要的因素。在寸土寸金的地方，提高容积率，多出点使用面积，那可是金子！这回儿，金子变成了砒霜！

　　讲起来最讲整体、协调、计划的中国人，事实上却只精于一些小算计；而那把个人主义作为立国之本的美国人，惯常强调个性和自由，却最懂得算整体经济账。夏威夷就是一个例证。

　　夏威夷是太平洋中的群岛，渔业资源非常丰富。然而，谁能想象得到，在这里却没有渔业！因为捕鱼会伴生机动船的污染。为了环境，夏威夷人牺牲了自己的优势；为了环境，众多海滩，没有一处有机动快艇的撒野；为了环境，这里没有航运业；为了环境，这里没有任何冒烟工业！夏威夷人清楚，他们拥有的世界性拳头产品，是旅游资源。旅游资源讲究的就是环境。独一无二的环境品质，是夏威夷的真正优势所在。

　　建设和谐社会，呼唤大视野和大思维。什么时候国人尤其是那些掌控着公权力的人们，能够跳出局部利益的小算盘，去思考和规划中华民族的长远竞争力和福祉了，那就步入和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