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百富榜已经连续八年推出了八次,可以说，胡润百富榜在中国的八年时间里,是在众说纷纭中,伴随着各方人士的热评、冷嘲、质疑、挑剔甚至诋毁而一路走过来的。综观各种声音，似乎肯定的少,否定的多。但没有人会否认，胡润百富榜掀起的舆论(本文所说胡润百富榜是泛指,包括胡润其他榜如“能源富豪榜”、“女富豪榜”、“金融富豪榜”、“强势榜”等)已成为当下中国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公共话题了。

　　胡润百富榜是一面镜子，被它直接照射并放大呈现的中国富人们，对它的反应也是意味深长的。概而言之，登榜的富人有以下几种反应：

　　一是冷处理法。比如今年第一次登榜的申洲针织董事长马建荣。马先生的公司办公室主任对记者说：“我们从没关注过这类富豪排行榜，也没觉得它有什么影响。”被评为“江苏首富”的施正荣也不买胡润百富榜的账，据尚德公司的一位副总称，施正荣和尚德的目标是把光伏太阳能这个新兴产业做好做大，而他对个人财富一直看得很淡，因此 “百富榜”的排行是没有意义的。

　　二是淡化言他法。SOHO中国联席总裁张欣和丈夫潘石屹,以13亿身价列女富豪榜的16位。远在英国的张欣借公司副总许洋之口表达了他们夫妇对上榜的看法：“这种榜很商业化、娱乐化,会误导我们的客户。我们唯一关心的是纳税榜,这才是衡量财富实力的关键。以前富豪榜上的富豪都出了事儿,大家戏称它为‘杀猪榜’……谁肥就杀谁。”

　　三是直接拒绝法。胡润百富榜上的另一位江苏富豪，扬子江药业的徐镜人的反应是，避开媒体的追踪视线，拒绝谈论有关成为江苏排名第五的有钱人。据他身边的人介绍，徐总一直很低调，即使在宣传企业和企业产品时也不让宣传个人。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排行榜是如何产生的。

　　四是自卫反击法。这又分几种情况：有的比较温和，如某富豪闻听胡润团队正在对其进行调研，就主动找上门来，表示甘愿掏30万元，以换取终止调研，免上该榜；有的则推出法律盾牌，以期阻止胡润团队的调研。广东东莞的张茵,当年被调研时，就曾向胡润发了《律师函》，声称不愿与胡润百富榜发生联系；更有极端者扬言“要告胡润”，当然其意在恐吓，真形成诉讼的可能性并不大。

　　由此可知，在胡润百富榜这面镜子面前，中国富人的整体形象是内敛、低调的，信奉“闷声发财”的处世之道。对此，胡润先生的评价是，这些富人还不能算是成熟的富豪。胡润先生此论是有道理的。在美国，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再有钱再富有，谁也没见过他们遮遮掩掩、回避低调,即使沃伦·巴菲特宣称不支持小布什连选总统，也没有谁找他的茬儿,诬陷栽赃于他。但在中国，除了鲁冠球先生庄严自豪地宣称他理应拥有许多金钱和荣耀外，鲜见有谁对此理直气壮、当仁不让。创造财富、享用财富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现在却搞得让人敢做不敢说、处处谨言慎行,这确乎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也说明我们社会的病态。

　　病根何在呢?大体有二：一在传统基因。中国历来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产权思想和产权垄断制度。南宋陆游尝叹曰：“镜湖元自属闲人，又何必君恩赐与!”(《鹊桥仙》) 说的是贺知章告老还乡，唐明皇假模假样地发布圣旨：把西湖剡川一角赏赐给爱卿你。贺知章（也包括你我他）当然可以随时去游览西湖,还用得着圣恩赏赐?可是这种糟糕的制度观念愣是一代代传了下来；二是现实因素。改革开放已二十六年了，至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合法不合理、合理不合法的行为轻易可见，有些行为合不合理、合不合法说不清，有些钱财该不该赚、能不能赚、赚得合不合法也说不清，整个社会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处于半清半混状态。这种状态，无疑既有损创造财富的效率，也导致享用财富的不公正。

　　发现和检视中国的富人群体意义深远、价值巨大。有条格言说得甚为有理：“百万富翁属于自己，亿万富翁属于社会。”为什么说亿万富翁属于社会呢?富豪刘永好曾说，他平均每天的花费就是二百块钱。二百块，即使再乘以他的全部寿命天数，与他所支配、掌管、经营的巨额资产相比，也是九牛之一毛。所以，与其说他支配、掌管、经营的财富属于他自己，不如说属于社会。在支配、掌管、经营巨额财富的同时，他要履行纳税义务，承担给员工发工资的责任，等等。既然富豪们所占用、运作的财富，已经产生了社会外部性，那么，发现富豪，把富人创造财富的过程公开，让富人上榜，接受阳光的照射，接受公众的检查就应是合情合理的。

　　富人在社会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虽然很小，但其所占有、掌管、经营的财富，却占国民财富总量的很大比重，可谓“关键的少数”。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最新发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称，中国0.4%的家庭占有、支配、掌管70%的国民财富。因此，发现他（她）们，将其昭告天下，便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了。

　　况且，人们还可以利用胡润百富榜来评审和提升中国的创业就业环境———富豪榜上富豪们的进退兴衰，反映了怎样的市场变化、产业发展状况、创业就业环境？对此加以研究，给出科学的评审，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创业就业环境。

　　胡润百富榜的价值还在于他把中国的一个要害问题挑明了并放在了桌面上———给国人对产权问题、财富问题进行讨论研究建立了平台、提供了方便。而这也是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1980年之前，中国似乎只有一个人能够登上富豪榜，那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据《党史博览》文章介绍，至今毛主席的上千万元人民币资产还在银行帐户上歇着。大家知道，把钱存入银行，是很笨拙的理财方式，如果考虑到这二十多年的通货膨胀率和物价走势，这笔钱是谈不上保值增值的。那为什么不把它取出来，投入到其他能赚大钱的地方去呢?据说原因还是那个老掉牙的产权不清难题，因为这笔钱主要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的稿酬，而这笔稿酬是属于公家的还是属于个人的，谁也说不清；或者说，没有人愿意把它说清。

　　改革开放二十六年了,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绩，成绩之一就是富豪成千上万地涌现。有这么多属于社会的富豪，如果不把产权问题搞清楚，恐怕是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