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关于中国农业的现状，一言以蔽之，较少的土地承载了过多的农业人口。换句话说，在现有土地存量和技术条件的约束下，农业劳动力呈过剩状态。农业人口过多，可以理解为单位农业劳动力产出过少。这其实是套套逻辑（tautology），因为如果单位劳动力边际收益处于递增状态，或其下降速度缓慢，可以抵消农村生活费用之上升，能保证农业从业者有比较体面之生活，也就谈不上农业人口过多的问题。现实则不然。

　　如何 解决过剩农业劳动力，目前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出路在于城市化。城市化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推动农地的相对集中和规模经营，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农民人均收入水平。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随着国民收入的不断提高，特别是中下层居民收入的增加，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将从传统以粮为主转化为粮、肉、菜兼重。由此，农业生产结构也会相应地发生转变，即从长时期的以粮为主的单一型农业结构转化到种植业、牧渔业并重的农业结构。

　　要而言之，上述两种意见都在关注同一个问题，即如何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一个强调城市化工业化发展模式转移农村剩余劳力最终解决劳动力过剩问题，一个强调以小型农场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发展模式即就地解决或依靠农业自身发展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

　　农民生产的产品，多数是为了交易，即以满足别人的需求为主。我们认为，这一需求的主要力量不会来自农业自身，只能来自二三产业，而二三产业的兴起只能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出现。城市化或工业化的标志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向二三产业的转移。这是世界工业化历史的通例，中国没有其特殊性，如果真有这种特殊性，也只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更为迫切。总体而言，我们正处于工业化的初期，在此阶段，正是需要农村劳动力作为二三产业的生力军，加速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而不是一厢情愿地将农民约束在有限的土地上。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前，就经过了一个较长的农村人口下降的过程，而且这一过程一直在持续。1500年，英国农业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为74%，1600年降至69%，1700年为55%，1750年为45%，1800年为35%，如今只占不足3%。与此同时，人口却在大幅度增加。较少的农业生产者能够供养不断增加的非农业人口，一个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在提升，另一个因素是引起农业劳动力提升的需求因素及工业生产率也在提升。

　　埃斯特·博塞拉普的研究表明，即使没有工业革命，人口增长所带来的需求增加往往推动人们的劳动更加密集和在单位面积土地上能得到更高产出的技术创新，比如增加复种和采用一些新式耕作技术等，从而导致所谓“需求驱动”的技术进步。博塞拉普的研究给人以重要的启示，即“需求驱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除了劳动工具因素外，劳动投入的增加（主要表现为劳动效率的大幅提高）至关重要。中国自秦朝统一以来的两千多年，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生产工具改进并不十分突出。而1978年改革开放后农产品供应量和农民收入的增加，都基本上得益于农业劳动投入的增加。这种在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增加的拉动力就在于对农产品的需求的增加，不仅仅是农户自身的需求，更显然是贸易的需求，这种贸易主要表现为工业品与农业品的交换。

　　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仅占其全部时间的50%至60%，如果有利可图，农民会放弃更多的闲暇。事实也正是这样，工业生产率的增加更直接推动了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从而鼓励更多的劳动投入与农业生产以获取更大的农业收益。研究表明，到1750年，需要用210个工业单位来换取在1700年需要190个工业单位、1600年需要181个工业单位、1500年需要108个工业单位所换取的同等数量的农产品。

　　由此可以看出，工业发展所带来的“需求驱动”的效果对于增加农产品数量、降低农业从业人员以及增加农民收入，有着决定性作用。威斯多夫的最近研究更是表明，制造业生产率提高，通过农产品贸易方式的变化，使得农民将更多的劳动投入农业活动和生产，而农民食物产出的增加扩展了可用于市场贸易的食品材料数量，从而将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以从事更多的贸易活动。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其对农业发展的拉动作用也将会愈加明显，至于农民以何种形式来满足因“需求驱动”对增加供应的要求，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无论是用现代化的大农场还是劳动密集型的小农场，应让农民自己来选择。政府要做的是保证这种选择的公平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