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穷人银行家”尤努斯前些日子到访中国，掀起了一股“尤努斯热”，这是件令中国人深思与深省的事。学者、舆论已经发出了多种声音，期待这股“尤努斯热”能好好推动一下中国社会各界齐心协力来应对“三农”、消除贫穷。在以建立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当今中国，我认为，“尤努斯热”怎么热都不为过，就怕这股“热”不能热得范围更广一些，就怕不能持续地热下去。

　　为什么？因为，即使按官方口径，中国尚有2000多万贫困人口，如果按世界银行以每天1美元界定的贫困线，有专家估测，中国的贫困人口约在1.3亿左右；因为，还有8亿多人生活在农村，他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无缘金融服务；因为，集中了中国几乎所有金融资产与金融服务的国有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基本撤出了农村地区，缺乏资本支持与金融服务的农业怎么提高效率，农村经济又怎么得以调整结构与发展？农民又怎么持续增收？还因为，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迫切性的认识，中央政府已经提出了建立与发展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目标与要求，但如何着手？遵循哪些必须的原则？所有这一系列的问题，正是我们今天需要认真领悟尤努斯甘当“穷人银行家”的理念以及推广小额信贷模式的基本原因。

　　然而，要使中国农村金融发育和健全起来，我们既需要尤努斯的小额信贷模式与服务体系，也需要中额、大额信贷模式与服务体系。正因如此，我倒是还对“尤努斯热”燃烧过程中有种潜在的担心：那些已经退出农村领域的“嫌贫爱富”的体制内大中型商业银行正好有了它们退出的进一步理由与不再返回农村的另外一个台阶，它们也许会说：“‘尤努斯模式’好啊，应该发展这种模式特别是小额信贷组织，去填充我们退出的农村金融服务，我们是大中型银行，不适合做小额信贷，不适合在农村。”

　　果真如此吗？当然不是！小额信贷主要面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脱贫和创业之需，大部分已脱了贫的农民要进一步创业，特别是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与经营，农村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与发展，是今后中国“三农”发展的重点，更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建设发展所需的一个重点，其任务与空间远比“脱贫”阶段更为艰巨与博大，对此，仍靠“小额信贷模式”显然不可，非规模更大、体系更完善的金融服务不可！没有大量信贷资本支持，没有足够量的资本同农村劳动力与土地的有效结合，不可能有“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目标。

　　所以，小、中、大额信贷模式并存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才是今后中国农村应有的金融发育与发展目标，而中、大额信贷服务体系恐怕更是重点所在，但这也正是难点所在。因为这已非“乡村银行”力能所及，还得需要那些“体制内”的大中型商业银行“回乡”。

　　然而，这些“富人银行”已经吃惯了“城里的饭”，让他们再“回乡”去面对零散分布的众多“穷人”，谈何容易？而且，随着这些“城里银行”陆续完成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它们可能会说自己是上市银行尤其是境外上市银行，要对众多股东负责，得不断提高绩效以维持市值不缩水，一切得从利润最大化着想，而农村业务既零星分散，成本又高，从而收益不理想，难以符合上市银行之需。这些堂而皇之的理由似乎掷地有声，很像那么一回事。如果这些银行以此而拒绝“回乡”，在我看来，实在是站不住脚的。

　　何也？从已上市的三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从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募集的资本占其总资本金的比例看，基本还是国有“公共资本”在支撑着，难道这些集中了国家与公众绝大部分资本与储蓄的银行就不应对农村金融体系的发育与发展而尽力吗？

　　但话又说回来，原国有商业银行在进一步商业化与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从从乡村撤出，也不能完全责怪银行没有服务“三农”的强烈意识与责任感，因为这有制度环境的限制，更有出于商业上相对收益与成本比较的客观因素考虑，至少农村信贷零散、管理成本相对较高是事实，从过去几年四家国有商银行通过四家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处理的不良资产来看，农业银行处置的不良资产就相对比较零散。

　　那么，怎样使面临着商业化与市场化取向的大中型商业银行能“回乡”呢？这其中的关键阻碍何在？特别是，既要让大中型银行“回乡”以健全“新农村建设”所需的金融服务体系，又要避免使它们在行政强力所迫下“回乡”，而应坚持市场化原则指导下的自愿所为，那么，促成这“两全其美”的最关键出路存在否？若存在，又是什么呢？对此，笔者准备在本栏的下次文章谈谈一己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