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经济学博士，中央党校副教授，财经杂文作者，本报特约供稿人。

　　以政府主导型为标志的中国经济对经济资源的掌控力很大，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思路深受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影响，这一思想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不容小看。目前中国应当逐步调整以国家干预为主的凯恩斯主义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这将有助于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管制放松进程，进而将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国内经济。

　　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似已到了一个关键点。之所以说是关键点，是因为以政府主导型为标志的中国经济已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思路深受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影响，这一思想对经济政策的影响力是不容小看的。

　　凯恩斯主义的中心命题是有效需求理论。在采取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之时，必定是一国存在着需求不足特别是内需不足之时。中国也不例外。在1998年以前，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供给水平，需要克服由刺激供给和调整价格结构所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诱发了经济中已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于是，中国在1998年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来刺激内需，如大量发行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大幅度降低基准利率和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率来增加货币投放。尽管存在着资源配置扭曲和国债使用效率低下等问题，但这些措施还是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也有利于就业增加和社会稳定。但是，以资源配置扭曲、使用效率低下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让政策制定者意识到其中潜藏的诸多风险，反而强化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和偏好。结果是中国经济从2002年下半年至今出现了过热苗头，也产生了投资增长过快、流动性泛滥、储蓄率居高不下和国内消费严重不足等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问题呢？我认为，根源在于以强调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力为核心的凯恩斯主义思想仍支配或主导着中国现行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决策上，即这一思想在客观上主导了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有一些经济学家以中国特殊国情为由指出，鉴于控制着自然资源和金融资源的大量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的存在，中国只能选择以政府干预为主的调控工具来管理经济发展，甚至对以提升利率等市场手段调控方式持批评态度。

　　但是，问题是我们不能以当前的中国市场如金融市场存在着某种缺陷或尚未形成一个完全自由开放的市场为由，认为市场手段无法发挥协调经济主体活动和引导市场预期的作用。事实上，不相信市场具有自发的自我纠错机制并要求政府积极干预，似有重回计划经济老路之意，但这条路已为各国实践所证明是行不通的。

　　从目前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如对重要的稀缺资源产品定价，在某些方面仍沿袭了计划经济模式。尽管目前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由市场来决定，但关键的资本品价格仍处于政府管制之中，如对利率市场和汇率市场的管制。对利率市场管制减缓了利率市场化步伐。既然金融工具是一种商品，其价格理所当然地应由市场供求来决定，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行政干预来决定。但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行政管制的利率和市场化利率的“双轨制”利率体系并存。在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利率水平无法反映真实的市场供求关系，也无法反映人民币的市场价值或真实价格。这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套利机会，也极大地扭曲了已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及市场效应。由此，对资本品价格的管制常常会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并造成稀缺资源的浪费。这一点已为经济学理论和众多国家的经验所证明。

　　不可否认，近年来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已成就显著，但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仍被管制。不管是否是出于保护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等管制目的暂且不论，结果必然会限制市场的竞争。没有一个有效的竞争环境，没有一个经过充分竞争考验的时段，在国门打开的时候如何与外资银行竞争将是摆在中资银行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因为利率市场化进程意味着利率波动的冲击风险会更加频繁，而随着规避利率管制的各种金融创新工具出现，中资银行等金融市场主体还没有像外资银行那样学会使用利率期货、利率期权和利率掉期等利率风险管理工具手段来规避自身的风险，由此会对中资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构成挑战。

　　也有学者认为，尽管目前利率市场化步伐已较快，但信贷软约束将使商业银行容易在存贷款利率不限制的情况下产生恶性竞争，因而当务之急是要硬化其预算约束。诚然，金融机构的预算约束硬化是定价体制真正发生变革的必要前提，因为对预算软约束的金融机构而言，价格的信号和杠杆作用是不复存在的。不过，从近来大型银行财务重组、公司化改制、股份化和发行上市等一系列改革看，其根本取向都是为了纠正政府对金融资源的过多控制所导致的资源使用效率不高和预算约束软化等问题。

　　同样，外汇市场也难反映国民经济自身发展水平。从理论上来讲，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流入，该国货币需求会增长。在一个货币可自由兑换的环境中，该国货币会自动升值。如果是为了保持出口增加或国内就业增加等多种目的，对汇率的控制会导致国内外游资投机本国货币。依据当前情况，人民币无疑仍将保持缓慢升值步伐，一方面是为了缓解国际压力，一方面是为了缓解人民币低估的实际升值压力。但是，这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国际炒家们目前人民币仍有升值空间。于是，国际资本可以放心地、有步骤地流入国内，通过购买具有升值潜力的商品如房地产等坐收渔利。目前对外资购买房地产的诸多限制仅具有象征意义，其实效并不明显。同样，实行QDII、QFII以及允许企业和个人用汇额度增加等措施，毕竟还不能从根本上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而中国因外汇储备成本增加会导致国内福利的巨大损失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人民币的弹性汇率制度要求发展国内金融工具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使国内交易者可以对冲汇率风险，而我们也不能以金融工具发展不成熟作为延迟改革的借口。

　　逐步解除对外汇市场的管制，并不意味着人民币一定会升值，反而有可能是在放开汇率管制后人民币会出现贬值。但是，一个自由浮动的外汇市场将有助于完善价格发现、资源配置和实现避险，从而使外汇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和使用。在此，我们并不反对国家拿大量外汇去充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也不反对政府拿外汇用来充实社保基金，但我们考虑的事情是能否由市场来决定外汇的积累和使用。

　　其实，汇率管制也使得我们使用利率工具调控经济的作用大打折扣。因为，如果通过提高利率方式来控制投资增速，势必会增强人们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人民币升值压力反而会持续加大。在这种状况下，政府调控投资的唯一手段只能是行政指令，让银行减少贷款或限制市场的投资规模。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市场的不开放导致市场手段难以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是政府直接干预经济运行的行为不得不增强。在当前的体制条件下，由于行政指令见效快，导致干预的诱惑进一步强化了市场的封闭程度，市场的封闭又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干预。

　　当前导致中国经济诸多问题产生的根源仍在于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担心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能力脆弱，担心相当部分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市场化程度不高和风险意识不强等。总之，是担心一旦金融领域开放会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和国家安全。中国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只有在国际竞争中才能磨砺出金融企业的强大竞争力，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诞生出具有良好风险控制能力和盈利能力的金融机构，这样才能保障国家的金融安全。目前的国内金融市场仍要加大开放。与金融业形成对照的是，在一些完全开放与激烈竞争的制造业如计算机行业中，中国企业已具备了收购世界顶级电脑制造商部分业务的竞争实力。

　　由此可见，利率管制和汇率管制仅仅是一个标志，说明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控制会带来愈积愈多的潜在风险。相反，开放市场、放松管制将有助于大大增加资源的利用效率，并为已占经济总量一半以上的民营经济提供良好的资本利用环境。而且，以放松管制为特征的市场经济随着自身的持续发展会自动释放累积的诸多风险。从这个角度分析，目前中国应当逐步放弃以国家干预为主的凯恩斯主义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思想，这将有助于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汇率管制放松进程，进而将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国内经济。而市场化经济体的内在发展，也要求我们必须逐步由国家干预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向市场调节的市场主导型经济方向转变，这意味着我们要对沿袭已久的经济发展思路进行及时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