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 　　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中印两国有很多地方可以相互学习 资料图

　　两年前我访问甘地发展研究院（孟买）时曾见过面的著名经济学家Nachane教授与我同在第一场发言。虽然事先并没有沟通，我们两人的发言却巧妙地达成了互补。他介绍了印度的经济改革和增长的特征性事实，最后提到了印度的增长面临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必须重新确定增长方向的政策。在印度的“十一五”计划中，政府把保护环境和培育更有利于社会整合的制度放在了优先的位置。我也从中国的改革与增长事实开始，最后谈到了中国的增长约束与增长转型。我也提到了中国的“十一五”规划。

　　有意思的是，印度是消费为基础的增长，而中国是投资驱动的增长。但印度在它的“十一五”规划中强调要转向更加环保的增长模式，不希望以发展那些被称为“不干净的产业”（dirty industries）来促进增长。而中国提出的增长方式的转型强调“科学发展”，也注重对环境的友好和能源的节约。印度也想提高投资占GDP的比重，也想吸引更多外国资本，但印度要向外资开放的是服务业。中国的增长转型更注重提升消费的力量，希望降低投资率，增加政府和家庭的消费比重。尤其是，如果政府消费开支增长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开支增长的话，会诱导家庭的消费支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似乎要更多地走印度那样消费需求驱动的道路。而印度政府为了提高投资率，正在学习中国经济特区的经验。

　　但是，新德里政府推动经济特区的进展情况并不乐观。虽然受理了大约276个组建经济特区的申请方案，但联合政府的左派势力对此持反对的态度。据我了解，印度学者和政治家对要实行的特区政策多有分歧和争论。有人认为办特区会减少政府税收，有人认为特区会伤害劳动力的权利。中国在20多年前办特区的时候，小平同志遇到的非议和批评也相当集中，包括党内的不同意见。但是中国和印度的差别显然是，面对这些评论，邓小平可以说一句“不要争论了”就完事了。而在印度，争论将持续，并将最终影响政策的宽度与深度。

　　中印两国有很多地方是可以相互学习的。去年双边贸易只有187亿美元，投资就更少了。中国只有50家公司在印度，而印度也只有150家公司在中国。印度学者告诉我，主要还是1962年的边境事件对印度人的影响太大了，印度的政客对来自中国的投资总是忧心忡忡。从最近关于外资政策的立法讨论中就能感觉到，印度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将会有更多出于所谓“安全”理由的限制。我告诉印度的经济学家，其实，尽管有这些障碍，中国和印度还是在相互影响着对方。对印度来说，中国的开放政策、外资流入、宏观管理、政府治理、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基础设施的改善速度都让印度人有更多的反思和学习的机会。而印度在金融体制、公司治理以及如何对待本土中小企业发展方面积累的经验正在中国受到关注和研究，也是中国可以向印度学习的地方。

　　我的这个看法在午餐上引起了争论。我早就注意到，印度学者聚在一起总是对印度国内的经济与政治现状及其解释喋喋不休。坐在我身边的印度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口水仗一直持续到午餐的结束。印度真是民主国家吗？印度有良好的公司治理吗？印度有透明的制度吗？印度的要素成本比中国低，为什么同类产品却缺乏竞争力？为什么印度的产品比中国的同类产品贵？如服装。印度的收入不平等为什么这么严重？印度的GDP增长是真的吗？我很高兴我能听到他们对这些同样我也感兴趣的问题的争论和论点。

　　有人说，中国每年增长10%，印度增长7%，这3%的差距就是印度民主的代价。还有人说，印度生产成本不能降到中国的水平主要原因是腐败盛行和体制化。另外，也有印度经济学家怀疑印度官方的统计数字。他举例说，根据调查，印度2002年有4000万孩子辍学了，可是在2004年的印度政府和世界银行的数据却显示，印度的识字率反而上升了。他说，根据这个识字率，应该推算出印度政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把辍学的孩子从4000万变成了500万，只有鬼才会相信这是可能的。

　　虽然这样的事情在印度、中国或者其他国家都会发生，不过，数据的整体问题还没有严重到这样的程度，否则经济学家对印度和中国经济的现有认识就完全错了。我相信经济学家整体的解释应该没有大的出入，如果数据问题是递增的，那么中国经济早就该“爆炸”了。

　　类似的自由讨论实际上持续到晚餐结束。这也印证了我们过去经常说的那句话：会场外总是比会场内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