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文坛多事，某国家一级作家遭恶搞，某作家又是乞讨又是抗议，某副教授给大家看家庭财务报表。众说纷纭，公婆都有理。但实际上，还是一个文艺家对自我的认知、对财富的认知问题（之所以用“文艺家”这个拗口的称谓，是想囊括作家、诗人，音乐家、画家等“文艺工作者”）。把财富看明白了，把自己看明白了，也就心平气和，愤懑全消了。咱先说说诗人吧。

　　古时候的诗人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身份，诗词广传，名闻遐迩，诗人也就成了名。多数诗人都要自谋生计，做官、写文章，自己养活自己。比如李白曾任翰林学士，这个官是给皇帝起草文件的，相当于高级文秘；杜甫曾任工部检校员外郎，大概相当于建设部的一位副局级巡视员，所以人称“杜工部”；贺知章、辛弃疾、陆游、晏殊都是做官的，而且都是部级高官；不做官，就要靠写文章，韩愈就常给别人写墓志铭，说些捧死人骨头的肉麻话，换几个钱花。即使如近代诗人闻一多、徐志摩，也是靠教书为生，闻一多还兼治印，但都不靠写诗糊口。

　　如果不能做官，诗人就比较穷。比如，唐朝的“郊寒岛瘦”，写“慈母手中线”的孟郊和写“僧敲月下门”的贾岛都很窘迫，即使是做过官的杜甫，一旦丢了官，生活水平也就下降了，所以他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就知道杜甫没多少钱。学而优则仕，仕途有钱途，如果不能做官，日子就不好过，即使如李白，前后两任妻子都是宰相的千金，李白也不富裕，“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还是离不开典当行。

　　当代文学家还是有一些能够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比如李敖、王朔，除了稿费标准较高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比如李敖不仅是大作家而且是大坐牢家，王朔、海岩等则除了码字儿出畅销书外，还涉足影视。过去文艺形式单一，文学几乎是在文化荒漠上很稀有的一眼清泉，所以文学家就值钱，看看文革中人们近乎疯狂地借小说、抄小说，就知道了。而随着文艺形式的多样化，比如电影、电视、网络的出现，财富当然也就为多种形式所分流了。当然，如果作品暴受市场欢迎，仍然可能发大财，比如写《哈里波特》的那位女士，可谓一字千金。

　　如果自己谋生的能力差，就要依附于某人或某集团，欧洲的富豪往往资助一些作家、音乐家、画家、雕塑家，并举办一些沙龙，高朋满座，高谈阔论，高雅艺术。

　　但对于文艺家来说，你要弄出你自己的东西，就要过独立的日子，不能为人豢养。舒伯特的《摇篮曲》只换了一份烧土豆，穷得他39岁便英年早逝，而那份乐谱手稿若干年后却拍卖了四万英镑；冼星海放弃了国统区的高薪，奔赴生活艰苦的延安。在延安写出了《黄河大合唱》这一民族的最强音。

　　再回头说诗人，诗人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个身份，也就是大家认可。比如，当年的北岛、舒婷、顾城，没有谁授予他们“国家一级诗人”的称号，但他们的诗深得人们的喜爱。可笑的是现在，也不知道哪儿来那么多的“国家一级”，如演员、诗人，听起来似乎是“国家层次上的一级”。这就很怪了，有没有“国家一级教授”、“国家一级保育员”、“国家一级护士”？难道演员、诗人是国家的，护士、保育员就不是国家的？如果自己低调些，日子就好过得多。比如郭德刚，口口声声“咱就是个说相声的，没什么大能耐”，“观众是我的衣食父母”，“到天桥乐没别的，就是给的多”（多次返场），谁还能跟他过不去？

　　说起来，大家伙儿都要活着，都要衣食住行，要赚钱，要兼职，要走穴，都很正常，没必要把自己的财物报表说得地球人都知道，副教授四千块的收入再少，比下岗职工多吧？赚钱就赚钱，谁不爱钱呢？谁不要过日子呢？只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所以，如果当作家不赚钱，干脆什么赚钱干什么去，不当专职作家也可以，高尔基穷不穷？谋生、流浪、备受欺辱，看看《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都是眼泪，可老高不是写出了不少鸿篇巨著么？

　　如果一心当作家，或者干诗人，确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那就要认命，甘于“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努力写出一部《荷马史诗》来。

　　市场化的今天，经济大潮把很多东西冲击得面目全非，文艺家很难再找到一个利益集团的资助，哪怕是一个沙龙———这个待遇已经被经济学家夺走了。文艺家们或者走向市场，争取做个物质贵族；或者走向灵魂，争取做个精神贵族。中国的文艺家有几个能像阿炳那样：一个卖唱的盲人，却为人间留下了千古绝响《二泉映月》。

　　一切痛苦都来自在精神世界与物质生活之间的徘徊———本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一定要兼得，痛苦自然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