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斯坦布尔看天津
[◎王 恺] 2006-11-14 00:00

 

  ◎王 恺

  天津滨海综合发展研究院

  副院长

  天津滨海新区的金融改革和创新,最基本的是金融手段、金融品种的丰富,然后才是带有突破性质的先行试验。

  放眼国际,世界各国对金融的开放、新增金融业务都是很慎重的,其中道理无须赘述。往往试验是在国内划出一块特殊区域(叫什么名称无关紧要),给予特殊政策,这类似于我国建立功能专一或多功能的开发区。据我所知,1998年,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就在世界出口加工区协会(WEPZA)年会上,宣称该国要在伊市的自由区中搞T+Z的离岸金融业务试验。当时因与我们关系不大,我就没有详细了解。但2000年再度出席WEPZA年会时,伊斯坦布尔自由区的主席神采飞扬,已经晋升为土耳其的副外长,由此看来,想必是离岸金融业务的试验结果很不错。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开放到一定程度,都要在金融上有所考虑和动作。由于种种原因,我们退出了WEPZA,不再是会员单位,也就不知伊斯坦布尔自由区下文了。现在看来,不无遗憾。

  后起的天津滨海新区被赋予了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的定位,在对外开放的前沿获得了诸多金融改革和创新的先行先试权,从银行混业经营、所有制改造,直到离岸金融业务,面是比较宽泛的。具体怎样试,正在加紧准备方案。从目前看,确定的两大动作是建立了总部设在天津的渤海商业银行和一只封闭型、契约式的产业基金。对于银行的作用和功能自不待言,产业基金的作用对滨海新区的发展非常重要。尽管开始时私募的总额只有几十亿元,规模不大,但关键在于其投入指向的意义。

  滨海产业基金的使用原则有三:对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是显然的。因为按照规划,到“十一五”末期,滨海新区的基础设施总盘子为3000多亿,基金是其中一个融资渠道;其次是对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效益好的,增资扩股时中方资本金跟进注入,以此确保合资企业进入收益期时的中方利益;其三是对有自主知识产权、有市场前景、进入扩张期的内资企业的资本金投入。这三个投资方向若能很严格把握,经营得当,规模不断扩大,对滨海新区的综合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好处近在眼前。

  当然,产业基金不像证券交易所,可以一下子热起来,资金流、人流迅速涌动。办好产业基金最主要的不是聚集资金,而是管理好基金,在基金运作有效率的同时,形成多只基金的交易。我们的期许是,通过产业基金使顶尖管理公司云集,投资、转股、退出机制完备的基金市场形成,并尽快形成较大规模,活跃起来,逐渐跃出滨海新区和天津市的范围,发挥出对环渤海地区的金融辐射作用。这样的前景才是发展产业基金的真正目的所在,这也是真正的难题。

  联系到20号文件中央给的其他金融改革创新的政策范围,都可以先行先试,在一开始时,政府推动创造环境是必须的,但是金融业务、金融活动说到底是金融企业的事情。因此,金融的活跃,要看目前金融业内的企业群体、决策者和专业人才在机会来临时的准备以及内在的改革、创新试验的冲动和魄力。政府既不能行政干预过多,也不能越俎代庖,要调动金融业内的兴奋和跃跃欲试才行。

  在我看来,目前滨海新区的金融改革创新既急不得,又不能等,必须要双管齐下。内因是变化的依据,用一切力量调动起业内的积极性,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按市场经济的思路去求金融发展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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